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20日访问菲律宾时，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基础上建立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以此，习近平对菲律宾的访问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牌，而中菲在开辟双方关系新未来的征程上迈开了脚步。
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来之不易，在13年后得以重新建立，主要依赖于近两年中菲关系在重新调整步入正轨后的快速、全面发展。2016年，菲律宾迎来了杜特尔特总统，也迎来了菲中两国关系的回摆与渐趋步入正轨。
这在逻辑上与近年来两国政府建立和保持友好务实的合作关系不无相关，与前任阿基诺政府时期的中菲关系形成了截然差异。由于阿基诺政府奉行南中国海激进化政策，菲律宾彼时实际上充当了对华强硬的急先锋，中菲关系由此在2012年以后渐趋跌入冰谷。双方领导人2011年至2016年上半年实际上少有互动，正式的会晤与会谈更是谈不上。
不同于以往，2016年以来，习近平和杜特尔特已经进行多达六次的会晤，并在一系列会谈中，就两国关系深入交流与形成了诸多共识。经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在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菲关系渐趋步入快速全面发展的轨道及翻开双边关系的新篇章。
在两国高层政治对话引领下，中菲双方在安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文领域渐趋建立了三大支柱。在安全方面，中菲双方不仅在南中国海议题和海上安全方面重回双边务实磋商的轨道，而且在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例如毒品、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方面，均渐趋建立起务实的合作关系。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中国在短短两年多已成为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二大游客来源国。数据显示，中菲2017年双边贸易额首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在菲律宾直接投资超过5300万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67%。
同时，中菲民间两国投资热情高涨，仅仅2018年前八个月，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就已经高达1亿8000万美元（约2亿4600万新元）。而在人文领域，中菲两国文化团组往来频密，游客、商人、学者与学生等多个群体的往来与交流日益频繁。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还相对脆弱，且面临着菲律宾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是中菲共同开辟双方关系新未来的起点，两国仍须持续夯实这一关系的基础。
影响中菲全面战略关系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菲律宾民众对华的认知。诚然，在过去两年，菲律宾国内对华持有正面态度的民众确实在增多。根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15年到2017年间，积极看待美国的菲律宾人从92%减少到78%，对华友好的菲律宾人则从54%增加到55%。
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导者，2017年时有25%的受访菲律宾人持此观点，而2015年只有14%的人这样认为。相较之下，在受访者中，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领导者的比率，两年间里从66%下降至49%。
虽然如此，根据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94年起美国一直受菲律宾人高度信任，高达75%的菲律宾人极为信任美国。而关于南中国海议题，“社会气象站”今年中的调查结果称，近九成菲律宾人希望国家能抗衡中国，主张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在对1200人进行的民调中，约87%的受访者认为菲律宾重新掌控“被中国占领”的南中国海岛礁很重要。
其二是菲律宾国内的家族式利益集团，与杜特尔特执政团队中的不同意见。如今菲律宾正在推进联邦制改革，但其下难以改变的是菲律宾民主政治运行的土壤，以家族政治为核心的利益集团政治。这是菲律宾对外政策形成的关键决定性力量，对该国对华政策同样有着深刻影响。例如2005年中菲越三国南中国海联合勘探协议无果而终，则与菲律宾国内的家族政治斗争有着直接关系。同时，杜特尔特执政团队内部也意见分歧，例如外交部门、防务部门、能源部门等在对华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与诉求，以至于在杜特尔特执政初期常有对华不同的声音出现。
其三则是美菲同盟关系。笔者2016年曾就美菲关系及中美菲三角关系的走向有所观察，当时归纳了三种模式：一是重演20世纪90年代初菲律宾赶走美国驻军；二是重演2011年9月阿基诺访华前后的桥段；三是菲律宾秉持务实的中美大国平衡战略，在维持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大力发展对华合作。如此看来，目前中美菲三角关系主体呈现为第三种模式。
如今，中美大国角逐与竞争及“美国优先”，实际上是形塑东南亚地区国际政治的主要因素。特朗普政府虽然提出了印太战略，但迄今尚未对地区形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可以预估，菲律宾对华政策回摆和保持目前友好合作的外在环境，将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不过，美菲同盟关系的存在、菲律宾内部对美关系的浓厚基础，依旧是评估中美菲三角关系变数的重要因素。
菲律宾人常说，“抓住今天，才能不丢失明天”。对于中菲来说，唯有在当下持续夯实双方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两国的友好与务实合作才能行稳致远。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海上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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