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人社团领袖上周六发起致给瓦希德总统的联合签名信，列举三项重要事实，说明以苏哈多为首的“新秩序政府”，如何对印尼华人族群进行一系列歧视行动，并制定许多法律条例，成为镇压华人族群基本人权的根源。

　　联名信列出的三项事实：

　　第一、印尼新秩序政府从掌权开始，就执行一系列对华人族群的歧视条例，包括通过人协法令、总统决定书、总统命令书、内阁主席团命令书、部长决定书、部长条例、官方通告或其他文件等，以及国家情报局设立的“支那问题统筹机构”(BKMC)和另二项法律条令，不但对华族歧视，也成为一向来镇压华人族群基本人权的根源。

　　第二、许多专门对付华人族群的歧视条例，在理性上是难以令人理解的，因此只好同“印共九三零运动”事件挂钩，这同“改革”政治力量反对新秩序势力完全不同，以致其结果非常极端。

　　华人族群的命运在1965年9月30日政治事件后的缩影，可以通过已故苏米特罗将军在名为《从总司令到靖绥治安首长》回忆录中见到端倪。

　　苏米特罗写道：“我很高兴可以完成一整套‘地方政府条例’的执行，作为1967年1月1日的新年礼物，这包括禁止东爪哇华人搬出东爪哇，这一条例是使他们不能逃离东爪哇，就像亚齐的华人逃到棉兰。

　　“禁止他们（华人）进入乡村做生意。我禁止他们在各乡村卖日用品，这些生意我交给原住民，从摆摊位开始，我也禁止他们到庙堂祭拜，我关掉全部神庙。凡是有“支那”味道的我一概铲除。”

　　关于语文，苏米特罗说：“我禁止使用‘支那’语文，我禁止他们在记录上使用‘支那’（华文），我也禁止他们在买卖时用‘支那语’（华语）交谈。”苏米特罗曾出任总司令和维护治安最高首长。

　　第三、1965年“新秩序政府”掌权后，他们怀疑印尼的华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五纵队。”

　　种族偏见与猜疑使新秩序政府把华人族群同“印共”同等对待。不同的是，他们对“印共”是进行屠杀，而对华人族群是进行精神镇压。目标是使所有华人族群远离所有政治事务，使华人“不会进行颠覆活动而损害新秩序政府”。

　　因此，“从新秩序掌权开始，华人族群生活在被剥夺基本人权的漫长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