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晚上，20多个中国留学生聚集在宿舍里，他们买来了面和菜，自己包起饺子。在国外，由于买不到中国的调料，包出的饺子不香，但那毕竟是中国的饺子，而且是自己亲手包成的，大家仍然吃得有滋有味。

　　三十的夜晚是最难熬的。每个人都哭着给家里打电话，屋子里气氛压抑，哽咽声不断。想看看电视可收不到中国台，只能看看当地的华语台。

　　8月24日下午3点。亚运村仙踪林。记者刚一踏进门，三张青春的脸映入我的视野，“Hi”两个帅气的小男孩和一个文静秀美的姑娘同时向我伸出了手。比约定时间足足晚了一个小时，记者很抱歉，不经意间也说起了“洋话”“sorry，sorry”。

　　三个孩子还真有点外国人的洒脱和幽默，“没关系，在这儿有吃有喝的，我们三个还可以先聊聊天，不是挺好吗？”很随意的一句话，让记者少了几分歉疚。于是，落座，喝起了事先他们早已为我叫好的冰牛奶。在这个没有多少人的寂寥酒吧里，三个留学在马来西亚的学生便与我开始了两个多小时的畅谈。

　　当我们终于踏出国门，双脚落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时，几个小时前脑海中还在勾画的“人间天堂”没有出现，呈现在眼前的是狭窄、闷热、仅有一台破电扇的房间和难以下咽的“大餐”，没有受过任何苦的我们禁不住呜呜大哭起来。

　　文雅、秀气的女孩叫于颖。另外的两个男孩一个叫刘晓攀，另一个叫王卓。于颖是去年10月和一个叫张莉的北京女孩同时到的马来西亚。王卓和刘晓攀是今年年初才到的。他们几个人同时就读于思特亚学院。这是一家私立大学，前三年在马来西亚上学，后一年根据所学专业可以在英联邦的任何一个国家完成所学专业，并拿到毕业证。

　　于颖和刘晓攀在读预科，过了语言关，才能正式上大学读专业课。王卓的英语水平比于颖和刘晓攀要强一些，所以直接上了大学。

　　当记者问起他们，为什么要去马来西亚上学，而不去含金量更高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时，三个人的想法一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英国、加拿大一年要10多万元，美国要20多万元。在马来上学一年全下来也就六七万元。”他们告诉记者三个人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去马来西亚上学，家里还要勒紧裤带过日子，哪敢奢望去什么美国、英国。

　　于颖很珍惜这次机会，她说：“为了父母的希望，前面哪怕是悬崖万丈，我也不回头。”晓攀是位小帅哥，说起话来满不在乎，“我出国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拿个外国文凭，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将来毕业回国找工作都容易，而且薪水也高。”

　　王卓连忙插话：“没错，我最后一年是在新西兰毕业，能从新西兰再跳到英国那是最好的，如果去不了，再回国也无所谓，咱好歹也是个留学生嘛。”大家都被王卓的爽直逗乐了。

　　笑够了，回忆起刚出国时的情景，晓攀和王卓立即安静下来，于颖明亮的眼睛里闪出几许泪花。沉默了许久，于颖慢悠悠地打破了僵局：“还是我先说吧，往事不堪回首。”

　　“刚办好出国手续的那阵子，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恨不得马上飞过去。可随着出国日期的日渐临近，心里开始有些酸溜溜的。临行的前一夜，父母和我都一夜未睡，爸爸话不多，妈妈‘唠叨’了一宿，嘱咐我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别丢东西，别轻信别人，别这样，别那样说了一大堆。”

　　第二天，到机场为我送行的人很多，我不敢看父母，妈妈也不再唠叨。就要过关检查了，我看到妈妈不住地抹眼泪，爸爸的眼睛也有些红了。我怕他们伤心，不敢哭出声来，紧闭着嘴唇，回头只看了他们一眼，便大步地向里走去。

　　她停下来，缓缓地吸了一口牛奶，又接着说，“到了飞机上，我和另一个女孩张莉都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怕有人听到，就使劲克制自己，透过舷窗拼命地往外望，看看公路上有没有我父亲驾的车。

　　晚上11点钟，我们终于到了马来西亚机场。思特亚学院派来了公车接我们。一路上我们计划着，住进小别墅后，先吃上一顿大餐，然后再洗个热水澡，美美地睡上一觉。谁知美梦未醒，汽车便嘎然停在一栋简易板楼前。进到里面便傻了眼，五六平米的一间屋子，有上下铺三张床，一个三合板的柜子，一台小电扇。

　　还穿着棉毛裤的我们，进屋便是一身臭汗。想冲个热水澡，谁知一拧龙头全是凉水，一问才知根本就没有热水。接我们的校工走后，我和张莉便一头扑到床上，大哭起来，真后悔自己不该来。

　　“第二天，我们去了学校，学校环境幽雅，一栋八层的大厦装修得非常气派，教学设备非常先进。这对我们多少有种安慰。第一顿饭是在学校吃的，望着眼前的‘大餐’，简直难以下咽：咖喱鸡块炒米饭，咖喱炒青菜。吃第一口，我都快吐出来了，此时，便想起临行前妈妈给我做的饺子真后悔没有多吃几口。想到这儿，才真切地感到出国真是受洋罪。”

　　松散的教学方式，我们感到很不适应。如果你几天不来上课，都没人问你。学习好坏全凭自己。但课堂上气氛活跃，老师授课如同在台上演话剧，声情并茂，让你从不感到上课枯燥乏味。

　　在马来西亚呆了一个月后，于颖和另外三个同学在吉隆坡郊区租到了可供四人居住的排屋(小二层别墅)，他们自己装上了热水器，再也不用洗凉水澡了。房东是位华人老头，人非常和善，可以说是四个中国留学生的保护神。

　　于颖和晓攀在学校上的是预科班。第一天上课二人就傻了，用晓攀的话说“就像听天书”。老师用一口马来英语授课，更让他们不知所云。

　　预科班一天到晚学的课程全是英语，老师会发一堆的篇子让他们做。于颖说“我们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受老师板板的教育，上课哪能随便溜号儿，在这里你要是几天不去上课，都没有人问你。学不学只有靠自己。在中国，老师下课后都在办公室，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尽可问。可在这儿，课后你连老师的影儿都找不到。”

　　虽然如此，晓攀和于颖对老师的课堂教学还是非常赞赏的。他们告诉记者，老师讲课就如同在舞台上表演话剧，声情并茂。有位30多岁的女老师叫朱利安娜，为了一个发言，会做出好多口型。

　　有一次，她讲男士向女士求爱该怎么做，竟然跪在地上，一脸虔诚，一遍又一遍地说“Iloveyou”。这是国内老师不可能做到的。国外的老师还非常有“肚量”，不怕被学生打小报告，如果哪位老师教得不好，可以到校长那里去反映，没过几天，你会发现这位老师在教学方法上有很大改进。

　　王卓刚一到马来，连闯面试、笔试、听力三道关，算正式上了大学，读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在国内他的英语应该算是不错的，可第一天上专业课，他也傻了眼。

　　老师讲课特快，一节课三个多小时，要讲80多页的内容。没有板书，用的是幻灯投影，记笔记都追不上。每讲完一部分内容，老师都会问：“有什么问题吗？”他从来没举过手，“什么都不懂，不知该问什么。”

　　王卓说，他们平时不留作业，一般是一个星期留一个大作业，相当于要写3000多字的论文。大作业写出来不算，还要上台答辩。他第一次上台别提多“狼狈”了，长袖衣服(必须穿正装)全湿透了，腿也在抖。老师每提一个问题，他的脑子都在飞快地转，在查字典，找出相应的英文单词。

　　王卓很遗憾地告诉记者：“统计学这次考试没过关，人力资源过了，再学统计学，还要隔一学期。这里实行的是学分制，学分够了才能毕业。”

　　我们的业余生活很枯燥，不敢去远的地方玩，因为这里的治安不太好。华人是当地马来黑人抢劫的目标。我们休息时，就在房间里做几个拿手的中国菜，大家一块来吃。

　　于颖说，他们的业余生活很枯燥，到马来西亚快一年了，还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玩。周末不上课，他们就去市内逛商场，或花5马币(相当于10元人民币)看一场美国大片，也有时约上几个同学在房间里聊天，聊够了，大家再一起包饺子，或炒几个拿手的中国菜。只有这时，才能暂时忘记中国的家。但在国外过的第一个春节，他们虽然也吃上了饺子，但还是聚在一起大哭了一场。

　　大年三十晚上，20多个中国留学生聚集在于颖的宿舍里，他们买来了面和菜，自己包起饺子。在国外，由于买不到中国的调料，包出的饺子不香，但那毕竟是中国的饺子，而且是自己亲手包成的，大家仍然吃得有滋有味。

　　于颖的妈妈原定于春节到马来看女儿，可签证没办下来，未能成行。不知内情的人都争着问于颖：“咱妈什么时候来呀？”问得于颖直抹眼泪。

　　三十的夜晚是最难熬的。每个人都哭着给家里打电话，屋子里气氛压抑，哽咽声不断。想看看电视可收不到中国台，只能看看当地的华语台。

　　平时他们不敢单独行动，经常在学校里听说又有哪个中国学生被抢了。在当地，华人是最有钱的，因此便招来黑人的抢劫。有个叫张霞的中国学生，人称“独行侠”，她经常脱离“组织”，自己独自上街，曾被抢过三次。最后一次是把手里仅有的值钱物———手机，交给了那个抢劫的黑人，才侥幸挣脱魔掌。如今，她再也不敢独自上街了。

　　马来西亚的物价很便宜，吃一顿饭也就是六七马币。但中国餐馆都很贵，一盘洋味的鱼香肉丝也要50多元人民币。他们仅进去奢侈过一次，最后不但没解馋，还把馋虫给引出来了。晓攀半路就发誓，“瞧我的，明天做几个拿手菜，让你们吃个够，比饭店做的要强几倍。”

　　第二天他还真露了一手：“地三鲜”、“茄子熬土豆”，让于颖、王卓佩服得五体投地。晓攀从此摆出一副名厨的架子。做饭最多的还是于颖、张莉两个女孩。

　　马来西亚规定留学生不准打工，但不少学生仍然偷着做。如果老板不给钱，他们也不敢吭一声。不过，学生都很“狡猾”，要求老板一天一付工钱，最长也是一周一付。在马来西亚最好找的工作是去饭店当服务生，一个小时六七马币。一个月下来也能挣出房钱。

　　王卓说，他准备回去就到餐馆打工，一天干四个小时，一个月500元的房钱不用向家里要，练着自食其力。但于颖、晓攀说暂时不准备去打工，担心打工不受法律保护，出问题没人管。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三个人晚上还有饭局，记者不敢耽误他们的“大事”，于是挥挥手，说声再见，并深深地祝福他们：在马来西亚交好运。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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