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学家推断，恐龙的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是造成灭绝的主要原因。我们的华文生存空间应该没有受到威胁，然而，却有退化之虞。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早报副刊记者洪铭铧在专栏中引发话题，招惹歌迷读者。其实他的在字里行间都没有直言或暗示，范文芳语文程度不足丢国家的脸。他只不过客观而略带调侃地直指“问题出在表达能力，是本地艺人、也是新加坡人的问题。”歌迷和读者却把问题从思考本地语文程度的高度往下降，谈论丢不丢脸的问题。

　　如果把话说绝了，这些艺人怎么有资格代表一个国家的语文程度呢？充其量显示的是，这个对某些外国人来说总好像那里出错了可是又说不上来的小国，制订无懈可击的语文政策，却出现水平低落的尴尬处境。

　　谈到族群与语文，就难免涉及一个庞大而沉重的课题。读者歌迷针对记者撰文指陈艺人范文芳表达能力不足表示不满等事件，触及的是意识形态的部分，谁来争辩都会很累，也经常没完没了。无论再怎么解说论述，都不容易让真相明白。

　　同样的，会不会念滤水器的“滤”字，或者谁会念谁又不会其实并不是重点，小小一起综艺节目的插曲引发的悲哀在于：一、有些本地艺人的华文程度和表达能力有问题。二、很多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三、有些人认为那不是问题。四、有人表示语文程度差的不只是歌手，大家都差，有什么关系呢？

　　国大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张汉音博士去年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多中学生不喜欢华文这个科目，甚至有些说他们“很恨华语”。面对这样的事实，华文程度的维护与提升举步维艰。

　　虽然当局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一方面扩大修读高级华文的人数以培养一群华文文化精英，另一方面为所有学生，特别是那些在学习华文方面遇到困难的学生，制定比较实际的华文水平，以鼓励他们继续学习华文。华文程度普遍下降的隐忧始终无法抹去。

　　除了安定和谐的生活，我们还有权力要求什么？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努力，年轻勇敢的小国在信约中的承诺也早实现了，我们在维持这得来不易的成就之余，要往哪里去呢？语文程度、文化认同、抽象而根本的哲学概念等不容易靠经济指数衡量的部分，要如何处理？该谁来正视？

　　本地年轻一代华文程度低落是不争事实。中小学生花在华文补习的时间与所得到的成绩远不成比例，也渐渐对华文产生抗拒与排斥心理。是不是华文的教育与发展的过程中出了偏差，才会造成目前一般国人的语文程度与政府的努力出现了差距的现象？

　　试想，大部分政府高层的华文程度都不臻理想，我们要怎么要求普通老百姓有基本的华文水平？探讨国家民生等课题的电视直播节目播出以来，能够以华语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的屈指能数。双语政策早在立国之际就坚决贯彻，如果连大多数国家政治精英都无法掌握双语，要如何理直气壮痛陈华文程度低落的基本事实？

　　本地歌手在台湾窜红，理应更能实际感受到自己的不足。大家都认为该懂的东西，你不懂了，反映的就是你自己的水准和层次，跟谁都没有关系。

　　范文芳在台湾综艺节目的游戏单元中，念不出“滤水器”的“滤”字；歌手伊雪莉说发现地心引力的是爱因斯坦、砍樱桃树的是牛顿。这些笑话基本上都可以避免，基于维护艺人形象的立场，只要她们懂得自己到底有多差，懂得小心选择游戏节目与场合，应该可以避重就轻。然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是，华文程度低落的悲哀。

　　语文水平的低落也许是全球化的现象，很可能也和科技发展的步调息息相关，那么我们的处境岂不是雪上加霜？

　　奇怪的是，翻开过去10年的剑桥普通水准文凭考试的记录，中学的华文会考及格率并没有下降，特优成绩还可能上升呢！谁在说谎？是数据、题目、考试制度，还是全国人民集体迷思自欺欺人？

　　艺人不求上进，自暴其短是一回事，整体学习成长的环境也有待改进。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提供了一个好学求上进的背景吗？在肯定学习节的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好奇地问，是不是过去我们都不求上进，才会产生一个又一个社会运动，正如有人不够讲求礼貌，就有礼貌运动，英语讲得不够纯正，推行讲标准英语运动。

　　推行讲标准英语运动的目的是担心外国人听不懂我们的英语，可是本地华文程度的悲哀将远远超越这个担心，以本地华文程度低落的趋势，有一天我们将看不懂听不明白别人的华文华语。

　　我们对艺人有过高要求吗？怎样才算支持本土艺人？有些艺人以为唱歌演戏大概就是表情与嗓子这么一回事，让头脑休耕太久了，自然会退化。观众和歌迷虽然没有监督与提升的义务，却在无形中标示了对偶像的要求，造成循环。

　　如果对艺人的要求只是歌甜人美，我们的社会肯定不鼓励学习。社会责任是艺人在当红成名的同时，也必须连带承担的。洪铭铧在文章中很清楚点出了艺人的代价：“你不能一边要尽享大众的膜拜景仰，一边推却伴随而来的社会责任。”

　　我们担心华文程度低落的事实将与恐龙同行，在这块土地上渐行渐远。正如对待本地的文艺状况，我们不应该求复兴而是觉醒，对华文问题的态度也不应该是指责而是内省。

　　趁学习节来临，配合国家政策亡羊补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