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学校教育华文华语的程度都力求浅白，因而学生一般上的词汇掌握也有限。

　　1997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演讲中提出培养“华文精英”的概念。吴作栋先生并没有具体为“华文精英”定义，但是他在文中侧重谈论“必须培育一批对中华文化遗产、历史、文学和艺术有渊博知识的核心分子”，以及要“灌输华族传统的价值观和归属感”等来看，他所提的“华文精英”，主要还是从狭义的文化着眼。如果再综合吴作栋先生的其他相关言论，“华文精英”即是在他所划出的代表四个种族的圆圈范围中之一类，是四个种族中间，华族的一群最高代表人物。

　　对于这个题目，当时担任新闻及艺术部长的杨荣文准将有更精确的阐释。他在1998年接受《联合早报》记者访问，以及为该报主持革新版推介仪式时，也都以此为主题。杨荣文先生在谈到华文精英时，英文原文是“Chinese Cultural Elite”，清楚地强调了期望中的精英应对中华文化深入了解和掌握。这与吴作栋先生所谈到的，并没有太大不同。

　　到了1999年1月，副总理李显龙更在国会中宣布所领导和协调的华文教学改革委员会报告，在照顾学习华文能力较弱的孩子的同时，让更多有能力学习高级华文的学生有机会这么做，落实培养“华文精英”的计划。

华英文报新闻工作者和读者反应各异

　　同样是“华文精英”的课题，华文报和英文报新闻工作者和读者有不同的回应。在华文报，吴作栋提出的“华文精英”被特别突出处理，到了李显龙的政策性宣布，同样大篇幅报道和反映学者、民众的意见，而相关的课题过后也有读者一直不断地讨论。到去年底为止，涉及“华文精英”的篇章超过150篇。这些谈论当中，具有几个特点：

　　第一，与执政者一样，强调“文化”的要素。讲华语和读华文报的社群，强调“华文”精英的文化要素，把他们看作是中华文化的继承人，也是传递者，指望他们弘扬华族传统价值观。其中一名读者在提到“华文精英”所应具备的条件时，除了要求他们“应该是精通双语的人才”之外，也提到他们“必须具备更多的奉献精神”，甚至引述陶行知的“傻瓜歌”，希望华文精英自愿做“傻瓜”（见《联合早报》1999年2月13日）。另一名论者则强调，“华文精英”不应该是应中国日益发达的市场而产生的一群，“在目前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生态平衡失调、物质生活富裕与完整人格的解体等等矛盾面前，我们寄望于人文精神的重新兴起，而这，需要文化艺术人士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文化精英’的号召力。”（见《联合早报》1999年3月24日）从不少言论中，也可以看到讲华语和读华文报的读者呼唤“华文精英”时所抱存的希望，甚至是要求他们拥有崇高的道德品格来扮演他们的社会角色。

　　第二，具体地反映现实情况和改进的方法。讲华语和读华文报的社群，对于国家领导人主动提出培养“华文精英”的必要，大体上态度积极。多篇文章除了强调传承中华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意义，也具体反映了造成现时华文水平低落，应该如何着手通过增加学校里华文的节数等来改善情况，以及培养华文精英的方法。

　　这个热烈和正面回应的情况与英文报上所看到的大相迥异。“华文精英”的提出，在英文报上引起的讨论远少于华文报。虽然记者也进行了报道和访问，但是真正深入讨论这个课题的并不多。在吴作栋演讲后的隔日，《海峡时报》所做的反应报道是“要有掌握华文的精英，但是不要疏远其他种族”（见《海峡时报》，1997年8月26日）。记者本身如果谈到这个课题，则只看到中华文化中的小传统，例如中元节，反映了对中华文化，乃至华文精英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深（见《海峡时报》，1997年8月27日）。从所刊登的文章来看，也可以见到一些英文报读者的恐慌和担忧。英文报本身的回应，包括了报道培养其他种族精英的可能性和需要，求取“平衡”。即使是记者本身同意“华文精英”的概念，也会特别强调少数种族的利益不会受到威胁。有论者对“华文精英”的诠释，是他们其实就是未来华社的领袖（见《海峡时报》，1999年3月7日）。

　　对于培养“华文精英”，综合讲英语和英文报读者的态度，基本上有两个特点。第一，感觉受到威胁，害怕华文沙文主义的出现。第二，置疑这样的政策，担心会对新加坡身分认同造成冲击。

　　感觉受到威胁者，并不一定局限在少数种族，一些习惯上讲英语，可能完全不懂华文的论者，反应也很强烈。以少数种族来说，人民行动党的印度族议员尚穆根在1999年3月国会中少有地针对这个课题提出的看法，相当典型。在反映一些少数种族的意见时，他表示担心政府的政策在落实的时候，会对原来新加坡社会多元种族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特选学校的学生，尚穆根担心这群未来很可能扮演国家领导人角色的华族精英缺乏与少数种族接触的机会，而长远来说，这会导致新加坡朝向一个走种族路线的社会发展（全文见《海峡时报》，1999年3月19日）。

“华文精英”的讨论模式欠缺新意

　　第二个特点往往与第一个特点同时出现，有些论者也单偏重这一点来发挥。持这样观点的读者，基本上反对突出区分华、巫、印族各有自己的“精英”，把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理解为一种大熔炉似的文化，强调新加坡文化与身分应该真正做到“不分种族”。

　　“华文精英”虽然是一个新的名词，但是从不同社群的反应来看，它还是脱离不了之前在政府设立特选学校、推行讲华语运动等时期的讨论模式，缺乏新意。这个模式的特点是：

　　第一，“文化”因素特别受到强调。无论是执政者或人民，都要求“华文精英”附带传统文化价值观。执政者给予“华文精英”的角色，与他们给予“华文”的角色相应，是为了保留有利社会稳定的一套传统价值观，因为这是新加坡过去能够成功，未来必须依靠的中流砥柱。而讲华语和读华文报的社群更迫切感受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这个语文和文化的关系本来就是不容分开的。由于过去政治因素的纠葛，历史因素所导致的华文水平失落，华族传统文化也跟着黯然失色，“越来越西化”的社会现状，让他们引以为忧。就像执政者一样，他们担心新加坡按照目前“越来越西化”的方向发展，华人会成为失根的一群，社会最终会走向颓败。因此，他们深切感受到维护华族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期望保存这些传统价值观来挽救社会于劣势。对他们来说，与其说是从种族的立场出发，因为华族占大多数而要力争华族文化受到重视，不如说是从对整个国家未来的忧心忡忡，而声嘶力竭地倡议要保留和发扬传统文化。

　　因此，尽管不是没有人看重华文的经济价值（实际上原来许多不懂华文华语的人减少抗拒，与它的经济价值增加大有关系），但是大家在讨论时基本上还是将它局限为一个文化的语言——一种古老文化的语言，并且用一种仿佛要挽救它在新加坡濒临消失的惶恐心态来对待它。由此，很自然的，应之而生的“华文精英”所背负的文化责任也就更为沉重，他们的文化角色就显得特别突出了。

　　然而，也因为这个因素，当华语华文的文化价值成了执政者口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支柱，华族作为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大多数，“华文精英”概念一方面得到讲华语社群的肯定，另一方面引起其他社群的猜疑，华族如何保留本身文化的问题即成为“敏感”的“种族问题”，“华文精英”也就像过去社会辩论相关的语文文化问题一样，从文化的层次，被提升到政治的层次。

　　在新加坡，语言问题从来就是与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华族作为人口的大多数，基于大家所接受的多元种族立国原则，华族更必须特别小心翼翼地确保少数种族的利益和感受得到尊重，以维持种族、社会的和谐。而更因为殖民地历史的因素，华族当中分为讲英语和讲华语的社群，处于权力中心的一群是英殖民地时代延续下来的传统英校体系出身；再加上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一些传统华校被视为共产主义势力的温床，华文教育在建国后让受华文教育的社群感觉直接或间接受到压抑，种种原因相加在一起，语文所牵涉的还包括既得利益、权利的问题，使到时至21世纪，在看待华语华文的课题时，各方都很难摆脱旧有的思维方式。而的的确确，随着华文教育的消失、资讯和科技使原来已经向欧美靠拢的关系更趋密切，华族传统文化在新加坡，虽然在一些小传统上还可以看到其顽强的生命力，但是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过实质内涵。而当执政者和传统文化的承传者，无论出发点是否相同，却都抱着拯救即将失去的遗产的心态来对待时，更得到突出的即是华语华文的文化意涵。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讲华语运动纪念二十周年的刊物《华语·华文·华人》当中也坚持，提倡华语，更多是为了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执政者主动彰显这个语文的文化价值，这个语文的传承者自然也就乐于配合，以期曾经长时间以来渐渐退隐的语言和文化能够借着“华文精英”概念的提出而再度抬头。从华文报上看到类似主题的文章周而复始地引发热烈讨论，以至让一些人觉得华文报上的言论课题狭隘，多年来离不开同一个课题的情况，其实正是这样心态的表现。而也正是当文化的价值不断受到强调的时候，反对声音似乎完全持有正当理由抗议，更加理直气壮地表示惊恐。

　　这样没有交锋的争议，不一定能够真正促进不同社群的了解，对华语华文，乃至华族文化的保留也不一定能够起真正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到来时，却明显加重了它属于过去式、“老问题”的色彩，无法真正跨越向前。对在已经没有华、英校之分时代成长的年轻一代来说，不管本身是不是来自传统华校改成的特选学校，甚至他们本身就是被归类为期望中的“华文精英”，这个问题的争辩似乎与自己毫无关系，甚至造成他们对这个课题产生厌恶和抗拒的心理，也加强了他们原有对华语华文和华族文化所具有的“古老”、“跟不上时代”的印象。有些游刃于双语世界，却不明白个中历史背景的年轻一代，如果加入辩论，也倾向把这样的辩论看作是对新加坡人的分化，认为这样的辩论没有意义，庆幸自己“没有历史包袱”。

新加坡越加迫切需要正视华语华文问题

　　华语华文问题的讨论在原地踏步，掉入政治、种族问题的权衡而缺乏新的思维，很容易使到眼前的需要受到忽略。当新加坡的领导人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演讲时强调中国崛起和成为重量级的经济体时，新加坡在未来要如何与这个距离自己不远的大国触碰，加强自己原来掌握西方技术的优势，跟这个已经不断摆出一副泱泱大国之势的中国进行各个层次的频密交往，不能说与强调华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和培养“华文精英”断然无关，但却是更迫切需要受到正视的问题。

　　新加坡目前与中国交往，强处在于资金丰裕，并且掌握了先进的管理方式、技术和英文，以及同国际社会和跨国公司有较长的合作关系与默契。然而目前，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外国公司直接进入中国，而许多曾经到外国大学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回去寻求新的机遇。中国一方面加强和加深与外地的接触，另一方面也正进行教育改革。可以预见的是，新加坡原有的优势都会随着中国逐步同国际接轨而消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与此同时，新加坡的不足之处将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早年的华族移民大多来自福建、广东，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为了逃难，或者改善家乡生活而到南洋当苦力，也有一些为经商而来。虽然其中不乏文人志士，但总括来说，文化水平并不高。即使是在华校存在的时候，在新加坡的海外华人无论是语文的水准或文化的层次，整体上都难以与中国人比拟，更毋庸说在华校关闭之后，从特选学校或其他中学毕业的学生。如果新加坡政府以为可以依靠从特选学校培养出的一小撮“华文精英”，同中国打交道，那将是很严重的误差，更何况新加坡对所谓“华文精英”的实质，到底有怎样的要求，也都没有清楚列明，他们的语文程度及对中国的认识，是不是足称“精英”，还是个问题。而实际上，李光耀在1999年访问澳洲时，在悉尼同新加坡记者谈到这个问题时，举了派驻北京的新加坡大使和其他外交人员为例，显示他对特选中学毕业的学生在华文的掌握和认识方面，已经比不上旧的一代华校生的事实，是有所意识的（见《联合早报》1999年3月28日）。

特选中学学生的华文掌握还是差了一截

　　特选学校的学生所谓“高级华文”的程度，无法与中国同一年级学生的华文程度相提并论，与两地的国情、环境所创造的条件，以及接受的训练、思维的方式都大有关系。新加坡的领导人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欣然接受这个事实。也正是因为前面所说的，华语华文在新加坡因此被视为华族学生汲取文化营养的食品，成为一门感性的科目，执政者只期望用它来传递他们所要传递的文化价值观。考虑到学生还要应付其他科目，而且一些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孩子学习上的困难，华文华语的程度力求浅白，学生一般上的词汇掌握也有限，只可以用来谈谈风俗习惯，充当日常用语，难以转化为逻辑思考、理性讨论时事的语言。更糟的是，在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下，特选学校的学生在中学毕业后，就完全可以把华文华语弃置一旁，高中不必修读。到大学毕业时，除非在大学特别选修中文系或相关的商业华文课程，否则普遍上都已经对这个“母语”感到生疏，真正要用华文写一封短函都得战战兢兢，全无把握。

　　而特选中学到1999年为止只不过吸收每个年级当中少于20%的学生，更多的华族学生，都没有机会学习更多的词汇，虽然“华文”一科经过正名，废弃使用“第二语文”的科目名称，但他们实际上仍是以“第二语文”的方式来学习母语。由于在新加坡的体制中，对于“精英”的定义，是要求个人在学业成绩上得到高分，通过用英文来学习各门科目能否取得高分，因此英文的掌握能力强不强是关键，母语的掌握能力弱并不影响学生是否被看作“精英”。这个偏差所造成的结果是，以华族学生来说，许多新加坡学生在大专学府毕业后，也不一定能够纯粹用华语，完整而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读一篇文章，更不用说书写了。这样的语文程度，自然也就影响了深层文化的接触。

　　新加坡虽然华人占多数，以文化上接近中国的海外华人优势，表面上看来容易与中国沟通和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两国在语言和文化方面都存在极大差距，无论是不是所谓的“华文精英”，新加坡官员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却不一定真的比西方官员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来得多。笔者在中国深圳参加新加坡官方机构主办与当地工商和科技人士的交流会，主持的是年轻的新加坡华人官员，其中也有特选中学的毕业生。虽然他们努力以华语介绍新加坡，然而他们在理解出席者的提问，以及回答问题时，都出现提问者与回答者两相不解的窘状。除非一方能够很好地掌握英语，否则在没有通译员的情况下，交流根本没有办法有效达成。

语文和文化隔阂会否影响对中国评估？

　　尽管越来越多中国人学习英文，新加坡人可以以英语英文去和他们做生意，进行交流，但是新加坡以多元种族原则立国的一个优势，是能够从国内派出不同族群去与世界不同地区的民族交往。因为语文与政治的纠葛无法解开而停滞不前，以致影响到新加坡原应具有的优势，从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考量，那是很令人惋惜的。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语文和文化的隔阂，新加坡在看待和应付中国时，是否会因此而作出错误的评估与判断？如果中国持续稳定、强大，这样的隔阂对新加坡会有怎样的影响？

　　第二，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人才成了竞争当中重要的关键，而人才本身也成为竞争的对象。新加坡人口少，需要吸收外来人才与本地人才互补，是个不争的事实。除了从邻近的地区吸收人才，印度人和华人专才都在新加坡主动和积极招揽之列。华人专才的来源，除了香港和台湾，还有来自中国大陆或者留学海外、居住在欧美国家的中国人。负责与希望多了解新加坡的外国人接洽的政府机构“联系新加坡”，去年因为一本不知所云、介绍新加坡的册子而闹出笑话，不应该只是被看作是有关机构的笑柄而已。它恰恰反映了前面所担忧的，新加坡的华语华文水平，以及新加坡官员对待这个语文的态度，在面对中国时所可能产生的问题。而如果从“联系新加坡”的作用来看，类似这样与外人接触的第一线机构，将让人家对这个汇集人才的国家有怎样的印象？

　　新加坡能够提供优异的物质条件把他们吸引过来工作，但是在物质条件之外，新加坡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魅力让他们把新加坡当作家园，让这些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不少华人新移民选择到新加坡来，是因为他们到来之前，觉得新加坡基本上还是一个华人为多数的社会。但是有许多来了才发现，新加坡虽然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实际上却是个完全以英语为主导的社会，英语英文不仅仅是各族沟通的共同语言，也是华人之间工作上正式的语言。华语当然不是全无用处，但多数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文化层次，真正能够准确而完整地用华语同他们进行交流的本地人并不多。而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也因为语言的问题而流于肤浅，广播、报章都不一定能够满足这些专才日常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本地人经常怀疑新移民未必能够对新加坡产生认同，但新移民即使有意融入，除了必须面对本地人心理上可能对外来人士的排斥之外，还必须克服多一重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因此，华人新移民的社会生活与本地人疏离，他们只在自己的圈子内活动，真正能够融入新加坡社会，参与社会活动的，只占少数。

　　过去，这些人因为可以选择移民的地区不多，因此有不少还是到新加坡来。随着中国的开放和进步，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其他各个地区也更有意识地要争取人才，可供人才选择的地方越来越多，新加坡要凭什么去争取这些来自中国大江南北的人才、留住人才，而且让他们有向心力呢？

　　华语、华文、乃至华文精英的讨论，如果在新加坡没有办法打开新的局面，并且继续将它当作是一个政治议题，那不论对这个语文本身、它背后的文化，或者对新加坡这个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从务实的角度来看，未来新加坡除了应该继续掌握好英文，打开通向西方世界的窗口，也有必要正视华语华文的水平问题，以便有足够能力的人去扮演同中国交往的角色。如果新加坡人无法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从国家整体利益来权衡，而把新加坡原有的优势弃置一旁，或甚至拖垮这个原有的优势，那很令人遗憾，也很叫人担忧。讲华语的社群没有必要因为中国的强大，有一种压抑多年后突然面对水涨船高局面的气焰，造成其他社群的恐惧。而政府安抚其他社群的方法，也不应该是消极地抑制其中的一方。在文化的环节里，有诚意地让各个社群感觉到“多元文化”拥有实质内涵，消除各个社群感觉自己边缘化的疑惑，才是更加实在的做法。语文的问题固然可以衍生为敏感的种族课题，但是新加坡的国民教育也应当来到不同种族和社群之间不仅是互相容忍，而更要有互相接纳的胸襟的阶段。既然以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原则立国，无论哪一个种族、哪一个社群，其实都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在面对不同的情况时，谁都希望让最适合的人发挥所长，在湍急的波浪中协助将这条船向前划进。

　　（作者是圆切线社长。本文转载自《圆切线》第二期，小题为编辑添加。）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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