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族文化
从近代华文报业的演变
看华文报的特征与使命
卓南生 (2003-02-16)
本论文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卓南生于2002年11月29日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在香港举行的年会上发表的专题演讲内容。
香港是中国近代报业，也就是所谓“新报”的发祥地。中国第一家中文日报《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香港船头货价纸》就是在这里诞生的，时为1857年11月3日，距离今天恰好是145年。
紧接着，有两家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的中文日报在香港出现。它们是1872年4月17日诞生的《香港华字日报》（其前身为1871年以《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中文专页形式出现的《中外新闻七日报》）和1874年2月4日创刊的《循环日报》。
这三家香港的“新报”各有其特色，可以说正好反映了早期华文报业发展的三个阶段。《香港中外新报》及其前身的《香港船头货价纸》是《剌西报》（The Daily Press）附属的中文报（或者说是其中文版），其形式与内容之借鉴于英文母报，自不待言。《香港华字日报》及其前身，即原本作为《德臣西报》中文专页诞生的《中外新闻七日报》，虽然请了被王韬喻为“西学巨擘”的陈蔼廷主持编务，并标榜“朝着华人意愿”方针办报，但正如《循环日报》在该报的倡刊启事所指出一般，由于“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难免径庭”，未能满足当时“新报”先驱者们（包括陈蔼廷本人）的愿望。香港的中文报或者说是中国的中文报真正能代表华人说话的，是在1874年王韬倡办，标榜“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循环日报》诞生以后的事。
换句话说，从1857年《香港船头货价纸》问世后的17年里，当时置身于报界的先驱们通过自己的体验与实践，充分地认识到传媒控制权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深知外资控制下的传媒，言论受到诸多限制。这些强烈的感受与不满的情绪，也正是促使他们决心出资自办报纸的原动力。从这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先得出一个结论，即华文媒体的先驱们在向西方学步办报的草创时期，就面对着报纸该为谁服务及如何摆脱外资操权的情况下舆论被操作的困境。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上述100多年前的三家日报，未免会觉得当时的报纸不管是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显得过于简朴与单调。但如果深一层地对这些报纸进行分析和思考，就会发现到许多困扰着后来的报人与新闻学者的根本问题，包括我们今年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探讨的中心主题：“华文媒体的性质与任务”，在当时早已经被华文报业的先驱们提出，并具体地落实在他们所办报纸的版面上。
一、三大“新报”的异同与特征
为了让大家对上述三家中文“新报”有个概括性的认识，这里有必要对香港三大新报诞生的背景及其内容作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1857年诞生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可以说是当时香港繁忙商业社会（以“船”和“货价”为中心与象征）的产物，也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打入古老封建王朝的中国，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副产品。随着中西贸易的繁盛及中国商人阶层（特别是与洋人贸易的买办阶层）的形成，社会上便出现了对商业讯息的迫切需求。《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改名《香港中外新报》）先是每周三次出版，后是每日出版“行情纸”，并于1873年以“日刊”形态出版。这个过程充分地反映了“商业讯息”是促使中文报业早日从周三次刊进入日刊阶段的主要原动力。《剌报》主持人剌之所以创办英文报及试办中文版《香港船头货价纸》，基本上从经济利益角度着眼。因为`他意识到一个以“船”和商业为中心的港口城市，人们（包括日渐增加的华籍商人）对商业讯息的需求将与日俱增。《香港船头货价纸》及其易名后的《香港中外新报》能够生存与发展，反映了当时办中文报已经不是宗教月刊时期的纯粹“慈善事业”，而是有利可图或有此潜能的行业。
正是在剌上述的编辑方针引导下，《香港船头货价纸》从一开始便具有十分浓厚的商业报纸的色彩与特征。它除了重视商业讯息之外，也十分重视广告和读者的购阅。由陈蔼廷主持，从《中外新闻七日报》发展起来的《香港华字日报》及王韬倡办的《循环日报》之所以重视商业讯息，甚至将头版全版刊登货价起落新闻，及竞相另纸刊印“行情纸”，说明了即使是志不在营利的“新报”也不能忽视商人渴求的商业讯息，而不得不将之摆在首版。这是当时“新报”的一大特色。
其次是，三报都仿效西报的版面安排，后来的中文报都以《香港中外新报》为模式，其版面编排为：第一版全版为货价起落的商业讯息；第二版是中外新闻（其顺序是《京报》、“本港新闻”、“外报新闻”以及转载自上海等其它各地报纸的新闻等）；第三版续登载第二版未刊完的新闻，余者为船期与广告等；第四版全版为广告。
不过，在内容及言论立场方面，三报都各有其特色，清楚地反映了如下的不同编辑方针和立场。
（一）尽管《香港船头货价纸》创刊背景与旨在传教或宣扬西方文明优越性的宗教月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不同，作为《剌报》附属的中文报，毕竟是英国人所办，加以报纸内容主要取材自西报（特别是《剌报》），因此，它无法摆脱《剌报》的影响。特别是在香港殖民地问题，英法出兵等真接影响英国利益的问题上，它完全站在英国人一边，在一定的程度上扮演着英殖民当局的“官报”的角度。不过，在对待其它欧洲国家的问题上，该报在相对上就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得以提出异议或批评。在中国国内的问题上，该报除了在关系到英国利害的问题时，对清廷政府极尽讥讽抨击之能事之外，有时也对当局提出善意的批评，多少流露出中国人编者要求中国改革的愿望。例如，对贪官污吏与腐败的问题，《香港船头货价纸》就曾不客气地予以抨击。它指出清廷官员为了将鸦片归入正饷，而将鸦片称为“元白茶”，是一项自欺欺人的行为。
不过，以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有限资料，该报除了在“猪仔问题”上，能真正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说话，展开舆论宣传，痛斥“猪仔馆”的罪恶行为之外，基本上是沿着《剌报》的办报方针，传递香港殖民政府的“宪示”，乃至替英国的侵略政策说话，它可以说是一份典型的殖民地报纸。由此可见，忽视该报出资者与“操权者”系洋人（即《剌报》主人）的事实，只是由于该报编辑人员为中国人，而将它归入“中国人自办报纸”的范畴，是不恰当的。
（二）与《香港船头货价纸》相比较，陈蔼廷主持的《中外新闻七日报》在言论上就显得较富有中国人的意识。该报当时虽然只是《德臣报》的中文专版，但编者从一开始就清楚表明要沿着中国人的意向办报。与此同时，陈氏也提出他对报纸的看法，强调新闻应该是“至新至真”的概念，对后来的中文报纸有着一定的影响。不过，该报毕竟不是中国人出资自办的报纸，因此，尽管该报的言论并不像《香港船头货价纸》那样替英殖民当局说话，而是尽量为香港华民的利益着想，但始终只是停留在民生问题及对港民进行启蒙教育等层次的问题上，而未对国家社会正面提出较强烈的主张，其编辑方针可以说是十分稳重的。
例如，在一篇谈论香港供水问题的短评中，《香港华字日报》前身的《中外新闻七日报》首先表示：“民非水火不生活，水火之用诚不可一日无也。”接着指出，如果不能使之充足，民众必然会发出怨言，特别是由于近日天时旱亢之香港已达到“各处水喉涓滴俱无”的严重地步。尤其令该报愤愤不平的是，在供水问题上，华人区与西人居住之地有截然不同的现象：“附近西人居往之地，则泉源不绝，非近西人居住之地则日夜皆无。”该报怀疑其中有人“暗为扼制”，并指出居港华民在这个问题上，已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盖水火之饷，均已按租输纳，固应中外如一，无分彼疆此界”）。不仅如此，该报还主张华民联名向华民政务司申诉，吁请当局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改善。这篇批评当局厚此薄彼措施的文章，显然是表达了华民社会的心声，发挥了舆论的一定作用。又如，对英殖民当局公设赌馆征税的政策，《中外新闻七日报》从创刊开始就颇有微言，极力主张香港当局应该明文禁赌。在报道一则因赌而失信的法庭新闻时，该报便藉题发挥地写道：
“噫！赌博之害人甚矣哉。倾家产、干典刑、丧廉耻、陷性命，其弊必至于如此。此明赌之所以当禁也。”
（三）正面提出强烈的政治主张，对内要求清政府进行变法改革，对外痛斥列强（包括当时明治维新后开始对外扩张的日本）对华政策的，是在王韬倡办的《循环日报》诞生以后的事。《循环日报》的问世，无疑打破了过去报纸的传统与作风，它揭开了“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序幕。它将西方传教士旨在改变中国人对外态度的传播媒介－－报纸，转而成为中国人自己论政的讲坛（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该报在积极介绍西方新知识、新制度及经常转录西方、西报的言论的同时，在必要时也给予无情的驳斥。例如，在《辟西人立论之谬》一文中，它就论述西人以基督教为本位，鄙视其它国家民族文化与传统之错误。又如在《书西字日报后》一文，它就指出西报将当时在华的洋人分为两类（即教中国兵法、立功杀贼，然后携银归国者及教人为善，以不杀人为原则的传道者）之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的论调。它认为在表面上，上述两种人虽然有所不同，一为“刚道”，一为“柔道”，但“外假仁义，内恃甲兵”，却是西国、西人的共同哲学。它指出，泰西诸国挟着火轮、铁甲、巨炮等奇器，“杀人唯恐不多，胜人唯恐不尽”；至于天主、基督虽教人为善，但西国奉行1800年以来，战争从未间断，反而“兵器愈精、兵祸愈烈、而募人为兵者、几于通国”。针对这些可悲的现象，传道者照理应该“痛哭流涕”，但事实上他们却“沾沾自喜其国之强足以制人而服众”。《循环日报》于是向传教士提反问：不是忘了不杀人之原则吗（“岂忘其不杀之本旨哉？”）它还质问这些传教士为什么不先劝其国人不杀人，然后再劝中国人不杀人（“何不以不杀劝其国，而乃以不杀劝中国”）它最后指出，面对着西方强国之威胁，中国只有在“自立于不败之地”之后，才可以谈杀人与不杀人的问题，“否则我必为人所杀”。至于“布德行仁”却是“中国所恃以为根本者”。它虽然与西方传教士之“不杀之旨”相似，但却有着本质之不同。因为中国的“布德行仁”，无不以“煦照为仁、孑孑为义”为中心思想。很清楚的，这篇文章彻底揭穿了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伪善面孔。它劝告其国人在这非常时刻，不可轻信传教士的所谓放弃武器的理论，而应该时时提高警惕，加强军备与海防。
不仅如此，对于西人西报任何侵害中国主权的言论，该报也决不保持沉默。例如，在引述英国日报报道西人向中国当局提出开放市场、疏通入口河道与自由开采矿山等建议时，该报便义正词严地指出：
“按此英商所举之曰者皆和约中所载，其可行与否当听我国自为之，外人不得而越俎也。”
与此同时，他主张驻外使臣搜集外国报纸的言论，并将之译为华文寄呈总理衙门，从而使朝廷洞悉外情，而达到“通外情于内”之目的。
从上述三家报纸立论的差异与演变，可以清楚地看出传媒控制权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如前面所述一般，正是在自己的体验与实践的过程中，近代中文报的先驱们渴望自资办一份真正为华人说话的报纸。从这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么说，早期中国近代报业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人要求摆脱外国势力对传媒的控制，争取言论自由，从而表达国家民族意识的斗争史。当时的香港报人由于最早接触外界，既看清19世纪来华西人的不怀好意，又洞悉国际形势的走向，他们也对腐败的中国政府表示不满，殷切期望中国富强。因此，当他们在争取并掌握传媒这项工具之后，即逐步地发挥了忧国忧民、要求改革的舆论作用。这是我们在回顾与总结早期报业史时，应该予以高度的评价的。
除此之外，应该予以强调的是，从19世纪50年代，近代中文“新报”呱呱坠地的那一瞬间开始，中文报无不标榜（在实际上能否办到另当别论）或强调要为华人社会服务。以“华人资本，华人操权”为号召的《循环日报》，及自我标榜要“沿着华人意向”办报的《中外新闻七日报》不用说，即使是在实际上扮演着香港殖民地中文“官报”的某种角色的《香港船头货价纸》，也不忘经常在其报上表示鼓励读者提供“不论何事但取其有益于唐人，有合于同好者”的消息。如此明确“为华人社会服务”的自我标榜与自我定位，也可以说是华文报与生俱有的传统和特征。
二、早期华文报的自我定位与办报方针
了解了在西报的卵翼下诞生的华文“新报”从一开始就有的上述特征，以及在西报直接、间接刺激下茁长的早期华文报的先驱们强烈摆脱西报操纵的愿望及其表现，我们再回头看看100多年来华文报发展的轨迹和演变，就不难发现到当时报人对华文报的自我定位迄今对我们仍然有重大的影响。这些自我定位的主要方针包括：
（1）作为西力东渐与商品经济刺激下产物的华文新报，充分认识到报纸具有出售包括“商业讯息、船期”及国内外消息等的商品的特性。但与此同时，它与普通商品不能划等号，因为报纸还负有社会的使命。
（2）以“为华人社会服务”及“维护华人利益”为标榜或号召。
（3）重视转移风俗、开启明智、介绍包括西人、西学的新知与教育民众的工作。
（4）在自资办报之后，华文报的先驱们更将忧国忧民、关注国内外形势并积极发挥舆论作用，视为自己的使命。
100多年过去了。上述“新报”先驱们“为华人社会服务”的自我定位及王韬政论报纸忧国忧民的办报方针与精神等对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与不同性质的报纸所带来的影响或冲击虽有所不同，但始终贯穿于主流华文报纸之中，成为了华文报的传统。继《循环日报》之后，于19世纪90年代由康有为、梁启超相继创办的政论报章是如此，孙中山为鼓吹革命而在海内外各地陆续创刊的华文报，也沿着相同的风格办报。至于国共长期的相互抗衡、全民抗日的时期乃至战后的动荡时代，两岸四地主流的华文报从不放弃其教育民众与重视舆论的工作。各个时期、各家报章的立论也许有异，但关心国事与国人命运的传统却是一致的。它并不会由于报纸已由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章转为企业时代的商业性报章而告消失。
在这里，应该一提的是，作为华文报业支流的海外华文报（特别是东南亚华文报），在百年的演变史中，也曾经和中国国内的报纸紧密挂着，扮演着共同的角色。不过，随着战后各地华人相继取得当地公民权并从“落叶归根”的华侨意识转为“落地生根”的华人意识，华人与华文报的效忠对象已从中国转为各所在的国家。虽然如此，为华人社会服务及关心国家社会传统和精神，依然跃然于纸上。各地华文报热心于公益事业及积极参与各所在国战后的建国事业，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正如两岸四地华文媒体一样，东南亚的主流华文媒体也继承了近代华文报服务于国家社会与人群的传统和精神，并不将报纸视为纯粹的商品。
最后，我想有必要在这里介绍的是近代华文报的先驱们，特别是倡办《循环日报》的王韬在引进和借鉴西方近代报纸的概念和经验时，就曾提出了诸多即使是放诸于今日的世界，也不过时的办报方针与哲学：
（1）报纸的基本功用为“广见闻、通上下”，负起“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作用。
（2）报纸的报道必须忠实与详尽，有所根据，不应杜撰或夸张。
（3）报纸的评论必须客观与公正，而且应该“隐恶扬善”，达到教育民众、移风易俗之目的。
（4）正因为报纸影响力大，因此，主笔人选必须慎重挑选。
（5）为了杜绝部分报人滥用报纸的影响力，可以仿西方国家制定报纸法令，对报人之权力予以适当的限制，但却不能因此而扼杀新闻自由，因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6）对于不负责，“挟私讦人、自快其忿”的报人与报纸，读者应予以抵制和屏弃。
（7）自古圣贤都乐于征求民意，中国人论中国事不但未有不宜之处，而且应该受到鼓励。
除此之外，王韬还认为报纸与外交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局必须重视媒体。他认为，在中国之“西方日报往往借事生风，冀幸中国之有事以为荣”。为了杜绝这类事情发生，最好的办法便是华人自办西报，从而让欧美人士知道中外关系的真相。
在《使才》一文中，王韬便指出：“今西国臣之在中国也，动恃一已之见辄肆欺凌，彼国朝廷多未之知也。夫中西之所以隔阂者，原以语言文字之不同耳。每岁西人在中国所行之事，其有关于中外交涉或未循乎约章，显悖乎和谊者，不妨备刊日报，俾其国人见之，庶知选事生衅者，咎不在华人而实在西人也。此所谓达内事于外也。”
三、如何应付新时代的挑战？
如果我们好好地将上述100多年前王韬等报人提出的办报哲学与理想和今日两岸四地及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的报导和评论态度的状态相比较，不难发现到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100多前华文报人痛心疾首的报界弊病仍然未成为过去。世界华文报业要进入更专业化、更受人尊敬的更高境地，还有待报人进一步的努力，也有待华文报读者的严加监督。
当然，在看到华文报上述未臻理想的侧面的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地注意到下列的事实：随着中国进一步推行其改革开放路线，特别是在去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政策必将相应地进行大调整。实际上，面对着媒体科技日新月异的神速发展以及来自西方国际传媒大整合带来的新挑战，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全球化和媒体开放已经无法回避。
针对来自国际传媒大整合的挑战，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先生在2002年6月参加香港《大公报》百年报庆的研讨会中，就吁请东亚国家和地区尽早做好准备，建立起一种“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价值观和竞争环境。他同时期待拥有强势媒体的中国能担负起与巨无霸的西方媒体分庭抗礼的重任，以便面对以西方利益和价值观为依据的国际媒体大整合后带来的严峻局面。（原文《在国际传媒大整合声中呼唤亚洲的媒体巨人》刊于《联合早报》2002年6月30日《论坛》版）
在同一个研讨会上，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先生针对世贸与媒体的改革问题，更幽默地表示：
“‘狼’是我们（中国）自己请进来的，我们（中国）不但要‘引狼入室’，而且还要学会‘与狼共舞’。”（原文《中国加入WTO后大陆报业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刊于《联合早报》2002年8月11日《论坛》版）
他认为，入世后中国大陆报业面对的机会与挑战并存。问题在于怎样从实际出发，进行报业体制的改革和促进报业结构的调整。他期待一个绚丽璀璨的报业春天的到来。
对于怎样“与狼共舞”的问题，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报对此毫无疑问地有着更丰富的经验和应对手法，大有角色可以扮演。不管是从互利或互补长短的角度，或者是为面对国际传媒大整合的挑战及掌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当然不是马上）机遇来看，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没有理由不能进一步进行密切的合作。各方得突破长久以来存在的各种人为与非人为的障碍，作好一切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既要吸收西学、西报的优点，又要防止被纳入其轨道而失去亚洲人的自主性，从145年以前就向西方学步办报的华文报显然有必要对这百多年来的经验进行真正的总结。如何在继承报业先驱们既重视经济效应，但不将报纸视为纯粹商品的办报精神，及其重视国家、社会与人群利益的优良传统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专业化与企业化的精神，接受新时代的挑战，看来仍然是世界华文报今日肩负的重任。
（编按：有关上述近代中文报创刊日期、内容与特征的考据，详情可参看卓南生教授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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