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客工迢迢千里离乡背井，借债还“中介”，到新加坡谋生，本想比在中国苦干日子好些，但就没想到所面对的所遭遇到的竟是如此的残酷与不幸，张立宝《一名中国客工在新加坡的遭遇》（刊于8月2日《联合早报·交流》版）一文，读了令人关切和同情，但也令人愤慨。

　　卖“猪仔”的历史早已过去了，想不到现代的文明和资讯发达的年代，在这个被不少中国人羡慕与向往的狮城，被揭开了丑陋的一面，中国客工受歧视、受欺压、甚至受肉体的酷刑等不法手段。

　　实际上，其他外劳遭遇如女佣被虐待之事件，媒体也常有所报道，这些摆在眼前的现实，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呢？问题出在哪里？

　　张立宝的投函点出了管理上的几个问题，中国方面应当对国内有关的“中介公司”加强管制和监督，有些中介公司还是与政府官员有关系的，不能只为了“向钱看”就不考虑自己同胞的死活，比如，中国人要到新加坡探亲和旅游，首先是需要有个新加坡人或永久居民的邀请函，再附担保人的身分证复印本才有效。但一到中国后，需要由发护照的公安机关指定要由另一个代理机构把担保人的身分证复印本译成中文，简单几个字收费百元人民币。

　　中国的“中介代理公司”有好些是乱开价收费的。如报读国立大学，实际上不必通过“中介”就可以报读，只要符合入学条件，一张报名表格新币20多元而已，但中国的“中介代理”收费是2万人民币。现在不少中国永久居民或在读书的中国人，也从事专职和兼职当“中介”工作，从中赚取佣金。

　　有的人是不考虑所谓职业道德的，欺骗和敲诈自己的同胞也常有所闻。如介绍中国学生住在“红灯区”的私人住宅，二房东也是“中介人”本身，租金是便宜，但住没多久，女学员另找地方搬了，这么一来，二房东又有新学员到来，又有按柜金收取。

　　中国人“陪读”是一门新兴行业，就是中国的小孩由母亲带到新加坡报读正规中、小学校。“中介代理公司”收费也是很高的，一般从申请到入境“中介费”在3000美金，但人一到新加坡后，学校需要自己找，若要“中介”代劳，又是要收费。有个30多岁的中国小孩的母亲告诉我，想不到到了新加坡，处处高消费、要收钱，只好自己找学校，这就考验她的勇气和耐力。她说，如果日子熬不过去，只好又回国了。

　　要避免外来劳工被承包商或建筑商的虐待和欺骗，人力部应考虑制定一些管理条文和制度来监督雇主。在突击检查非法劳工的同时，也同时检查合法劳工是否有受欺诈的事件发生，如拖欠工资、超时工作补贴，以致用暴力对付外劳等流氓行为。

　　另外，也可考虑在人力部设立让外来劳工“投诉”和“检举”的信箱，从而既监督雇主不得使用非法手段对付客工，也鼓励与稳定了外劳安心工作。

　　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外来人才（包括外来劳工）有一定的贡献，这是当局一再强调的。我们的社会既然缺乏外劳从事劳务工作，就得爱护与保障外来劳工的尊严和生活。新加坡人是否对外劳很歧视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社会课题。

　　我们不希望听到一些外劳或人才，对新加坡留下的印象，是个没有人情味、冷酷无情的社会。就如张立宝的投函在最后的一段话写道：“别了，狮城！一个曾经给我肉体上、心灵上、精神上受创伤的美丽国家！”

　　张立宝在文中提及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是很合理的，也是确实可行的，希望人力部能给予重视并研究实行。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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