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绳庆：年少轻狂热情“必胜”

何惜薇 (200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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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中国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令不少企业怨声载道，纷纷以劳动成本相应提高为理由，采取裁员等消极应对措施。身为必胜人力资源公司的要员，黄绳庆（45岁）自然是许多企业求助的对象。

　　不过，黄绳庆并没有一味帮客户寻找法律漏洞，以降低其劳务成本，而是提醒客户应全面看待法令，并把该合同法与欧美等地的相关法令做比较，做理性的分析。

新《劳动合同法》对控制成本有正面意义

　　他举例，合同法未实施前，企业欲结束白领雇员的劳动合同，就得作出相应赔偿，一般是员工每工作一年就可获得一个月的赔偿。换言之，解除与白领职员的劳务关系，企业得付出不少的赔偿。然而，在新法下，企业要解雇白领职员，赔偿额与当时所在地平均工资挂钩，并且以工作12年为顶限。

　　“我觉得制定这些框架，对控制聘用成本有一定正面的意义。中国作为新经济体，要在方方面面更规范，难免要（承受）一定的社会成本，但保护广大劳动者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它必须踏出制定相关法令的重要一步。”

　　“法的改变需要时间去沉淀，企业对它的认知也需要有个过渡。如果只看到负面的部分，没看到正面的，那不太合理。如果是很规范的企业的话，新法（对它）的冲击是比较小的。”

　　黄绳庆坦言，通过与当地劳动保障局等机构联系以获取更多信息，从而适时采取适当行动来保护客户权益，这样的处理方法与他是新加坡人不无关系。

　　“政府长期鼓励我们实事求是、务实地做事情，使我们了解到有些政策短时间对个人无益，但长期来看对个人利益却有提升。这样的熏陶，教会我们从中长期看事情。”

　　他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新加坡政府要人们束紧腰带并采取种种措施，就是从中长期做考量。“又如建MRT（地铁），建筑过程交通拥挤、人民生活不便，但MRT建好后，为大家提供很大的方便。”

　　黄绳庆在美国、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都住过一段日子，这次为企业提供咨询时，也能适时结合这些地方的劳动法，让客户明白任何地方的相关法令，都是“保护了一群人却也庇护了另一群”。他认为，在批评劳动法之前，还得了解当地的经济状况以及福利制度等。

　　曾涉足不同国家与地区，让黄绳庆深深领悟到狮城这个小岛国，信息其实相对完整。他指出，台湾甚至美国的媒体，对国内的报道偏多，反观新加坡，人们很容易从媒体中接触到区域和国际新闻。

　　“长时间耳濡目染，我们能更全面地看问题，我们的报纸给我们一种区域甚至是国际观。”

只有6万元创业 不知困难或危险

　　 听黄绳庆有条不紊地阐述如何与客户分享心得，很难想象他其实不是“科班”出身。这个立化中学和华中初级学院的毕业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的是电子工程系。毕业后，他当了26个月工程师，才凭着自喻为“年少轻狂”的热诚，与另两位朋友合资开设了人力资源公司。

　　访谈间，他不断强调当时的目的想法非常“单纯”，就是“一直觉得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是困难或危险”。后来朋友退股，他就以低廉的价格把部分股份卖给当时唯一的员工，做法依然是“单纯”的。

　　“很多人上了班，不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方向，却以为自己已经懂得很多。我当时就是妙想天开：我是工程师，如果可以帮全天下的工程师找到好工作，那该多好！”

　　他说，1990年创业时口袋只有6万元，两个合资的朋友纯粹出资，他没有拟下希望什么时侯收支平衡的计划书，就花了600元注册成立公司，然后在职业介绍所汇集的凯联大厦（International Plaza）租了个473平方英尺、每英尺6元5角的单位，公司开始运作。

　　黄绳庆做成的第一宗生意，客户就是他之前任职的公司新科电子（ST Electronics），为这家公司填补前台接待员的空缺，而不是工程师。黄绳庆记忆犹新：“那个职位工资600元，我们抽了8成，也就是赚了480元的服务费。这数额虽然不多，却意味着有人认可我们的服务，让我们打破了鸡蛋。”

　　然而，公司运营了数个月后，他忽然接到劳工部（人力部前身）的电话，通知他必须办理营业执照，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做生意不是那么简单。从此，他小心处事，即使于2002年把业务扩展到中国时，也不因为部分同行没有领取相关营业执照而有样学样。

公司发展势头获国际品牌青睐

　　谈到“登陆”神州的原因，言语间不自觉地夹杂“是的呀”和“对吧”等语助词的黄绳庆，依然强调意图单纯，也同样没有制定周全的计划书和时间表。

　　他说，当初前往中国是看准这个泱泱大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会吸引到很多外资，从而刺激其经济，也就需要有更多人才。

　　其公司P-Serv很幸运地与上海市长宁区政府事业单位合作，顺利取得经营许可证，很快又在成都、南昌、北京、苏州、广州和深圳都设立了办事处，并在香港站稳了脚。

　　去年5月，业务发展势头好的P-Serv引起Kelly Services的注意，黄绳庆考虑到“中国是非常大的市场，有国际品牌合作，可做得更好”，义无反顾地接受Kelly Services的收购，成为其大中华地区总经理。

　　目前，Kelly Services在中国有了中文名字，也就是必胜人力资源公司，其职员人数从P-Serv的四五十人翻了几倍，达三四百人，而公司每为企业填补一个空缺，所收取的服务费则是该职位年薪的2.5至3成。不过，黄绳庆不愿透露公司的具体业绩。

　　正如P-Serv被收购后必须经过人力资源政策、财务、法律、销售和资讯科技等大幅度的整合，从新加坡“走”到神州大地，黄绳庆也得作出不少调整。

　　他以开会为例子，指出许多与会者经常以“嗯”回应问题。“‘嗯’就好象扑克牌里面的Joker（鬼牌），可以是‘我听到了’、‘我明白了’'、‘好的’等等，我们要怎么去领悟（它的含义呢）？我就经常告诉对方，‘我不懂你说什么’。我是工程师出身的，逻辑性强，你不能给我中庸的答复，要告诉我是或否，我们才能走下一步。”

新加坡人从事人力资源行业有优势

　　在申城，记者发现不少新加坡人都投入人力资源岗位。问黄绳庆，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人力资源执行人员都是新加坡人，他笑说，更正确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新加坡人来中国，都从事人力资源行业？”

　　他强调只能以自己的看法去回答问题，不能代表其他业内人士。他说，近年来，许多企业把亚太区总部从新加坡和香港迁往上海，部分原来在新加坡任职的人力资源人员也就到上海来上班。

　　此外，这些公司的主管可能已习惯跟新加坡人打交道，乐于雇用新加坡员工。

　　“再说，这里的人力资源人员除了负责中国的相关业务，也得兼顾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么一来，新加坡人的护照是个优势，哪怕要去需要签证的地方，我们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办妥。”

　　是否有客户特地要求由新加坡人来填补人力资源职位空缺？黄绳庆说，企业目前倾向于吸纳多元人才，它们不会强制要求新加坡人来承担职务，但如果刚好缺乏新加坡员工，也会相应提出要求。

　　“无论是认知或事实，新加坡常被说是‘品质的保证’。人力资源从业员必须懂得如何贯彻一些政策，而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国家里，我们已学会怎么跟人打交道，沟通能力也比较强。”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