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天，网上流传一名60岁华族男子，涉嫌当街指责与辱骂一对异族情侣的视频。这名男子后来被证实是义安理工学院的讲师，他已被停职。上个月初，一名55岁印族妇女在户外进行快步走运动时，因没戴好口罩而被一名华族男子涉嫌以带有种族侮辱的字眼辱骂，还把她踢倒在地。
这两起事件引起广泛的关注。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指出，他过去相信在种族包容与和谐方面，新加坡一直往正确的方向走，但看到最近一些涉及种族主义的事件后，自己已不再这么确信。紧接着，教育部长陈振声在面簿上强调，种族间的不包容违背我国的建国价值观，在本地社会没有立足之地。
我国政治领袖严正对待上述种族主义的行径，反映了我们对族群问题的重视。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对种族问题都小心翼翼处理。此外，国人普遍上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并视种族歧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总体而言，我国“不分种族、语言与宗教”的建国理念，已普遍上获得国人的认同。而我国约五分之一的婚姻属于异族通婚，也显示在种族包容上所取得的进展。
尽管如此，冠病疫情、社交媒体普及化以及外来思潮的冲击，正悄然激活族群之间的断层线。这并非新加坡独有的问题，除了同质性社会或单一族群的社会之外，多元种族的社会都面对相同的挑战，尤其是移民社会。
冠病疫情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承受极大的压力。当人们对生命与生计感到不安时，往往会倾向内视，并从想象中的群体里寻求庇护。在多元种族的社会，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差异时而以族群认同的方式表现，而亲疏有别自然产生排外的心理。疫情带来的挫折感，则导致一些人从异族的外群体寻找替罪羊。美国最近发生一系列袭击亚裔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次，社交媒体为一些原来的社会边缘话题提供舞台，不但在网上吸引大批受众，更导致族群问题动辄上纲上线。有些原本属于个别人士的行为或失误，在社交媒体上很快地上升为族群课题。此外，在社交媒体上，网民在不假思索地议论敏感的种族课题时，不惜以强烈或侮辱性的字眼，以争取眼球。另一方面，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惯用的激将法，也渲染族群间的矛盾，甚至仇恨。
第三，尽管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但是外来思潮以及观念的吹袭，改变了传统的族群关系以及陈述方式。一些人有样学样，将美国实际上鼓吹仇视白人的新种族主义的“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鹦鹉学舌照搬到本地，把用来歧视白人的概念如“白人特权”，改头换面为“华人特权”，加剧族群之间的不安。此外，外来思潮也影响了不同族群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饮食习惯与服饰，并且成为族群核心认同的新象征，无形中拉大了族群的“认别”作用。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不能将多年以来的族群和谐视为理所当然，也不应该停留在旧的思维模式和应对方法来处理种族关系。没人有能反驳这一点：多元化是我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优势，它丰富我国的文化，拓展我们的见识，激荡我们的思维；它让我们以兼容并蓄的精神与全球接轨，并使新加坡成为国际的枢纽。族群的身份认同加强了各自文化的韧性，并在新加坡逐渐发展出我们独有的多元文化社会。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多重的身份认同。我们既是华人、也是新加坡公民；同样的，马来族或是印度族，也同时是新加坡公民。关键是，我们必须确保多重的身份认同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扩大日常生活以及心理的公共空间，避免各族群划地自牢。我们有必要通过更多的交流与接触，促进族群间的理解与谅解，并理性地化解潜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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