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
特朗普（Donald Trump）扬言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引发了我和两位年轻朋友的下列对话。我问：“如果要在穆斯林移民和捍卫自由道德观之间做出选择，你们会选哪个？”他们均否定了问题的前提，认为移民本身也许有反动的道德观，但他们在今天的英国、美国或欧洲大陆成长的孩子，会与父辈大不相同。但果真如此吗？
我的问题的重点不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即特朗普发出此呼吁的原因，而是大规模穆斯林移民，会对我的年轻朋友（正如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视为理所当然的道德准则造成什么威胁。除了恐怖主义，如果伊斯兰教对英国法律和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难道不会担忧吗？
这可不是假设的可能性。2010年欧洲穆斯林的人口是4410万，或总人口的6%。2011年英国穆斯林人口为270万（总人口的4.8%），而2001年只有160万。从当前移民趋势和穆斯林高于平均值的生育率来看（每户人家有三个孩子，英国家庭平均为1.8个），穆斯林占英国人口的比重，在未来数十年必然会不断增加。
欧洲许多地区也面临同样的人口趋势。当然，人口学不属于精确科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于年龄结构、生活水平、不平等性等因素的假设，而穆斯林生育率迟早会和全国平均水平趋同。但到那时，穆斯林人口已有快速增长，可能占英国总人口的10%至20%。这一变化有什么后果，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自由派不担心族群结构，因为他们认为个人最终会认同东道国的社会规范。他们的标准论调，是移民可以丰富东道国的社会，他们与东道国社会不相容的特征都会留在母国。特别是，他们的政治行为将与大多数人一致。
果真如此的话，人口族群结构改变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应该是中性的，甚至积极的。来自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巴基斯坦或土耳其的移民，将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人生观和政治观的欧洲化。就像如今的大部分欧洲人一样，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他们将在所有重要方面实现融合。
但依我看，这一历史模式的关键，是移民规模小，并且在文化上接近东道国。（即使如此，同化的过程也绝非一帆风顺。）历史经验没有告诉我们，数量上大得多的移民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也没有告诉我们，战后来到欧洲的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更显著文化差异，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他们的不相容性要大得多。
问题的核心，是当代欧洲文明是世俗文明，而穆斯林文明是宗教文明。在欧洲，宗教已经失去了凌驾于法律、立法、教育、道德和商业之上的权威。伊斯兰世界则尚未经历类似的过程。在伊斯兰世界，信仰和国家之间没有系统性的区分；家庭而非个人仍然是基本社会单元。现代欧洲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即个人权利和责任，及人民对政府的问责权，在伊斯兰世界是不存在的，特别是阿拉伯中东。
尽管有一些世俗化的努力，但穆斯林和西方世界观之间的距离，在近几年日益扩大。在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宗教重新取得了支配地位。伊斯兰教法中最极端的诠释，认定在西方早已不是犯罪的行为如通奸和同性恋，应该处以死刑。这影响了他们的法律规范。此外，在许多国家，绝大多数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法应该成为正式法律。
在欧洲，伊斯兰教是个发展势头迅猛的宗教，而伊斯兰教法也渗透到欧洲法律体系中。在英国，有一百所裁决离婚和其他家庭事务的伊斯兰法庭。内政部长特蕾萨·梅（Theresa May）因此承诺要审查伊斯兰法庭，“以便确定它们是否与英国价值观一致”。
世俗化不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哲学家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曾说：“世俗化是基督教给世界的礼物。”在西登托普看来，基督教独有的特征带来了个人主义，这是世界其他大宗教所没有的。
而世俗化所带来的大礼物是宽容。尽管20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可怕的倒退，但世俗化仍有助于钝化偏执。世俗的评论不同于神启，不具有一锤定音的效力。
经济学家认为，移民是个人追寻更美好生活的举动，支持吸引移民来抵消人口老化或提供干“脏活”的工人。但这种“人是经济动物”的说法，却忽略了移民的一个关键特征：人们在穿越政治边境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我们不能认为经济成功会自动带来文化趋同。
回到特朗普的言论。不管美国局势如何发展，未来几年进入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仍将继续，并有可能增加。光是叙利亚灾难就足以造成这一后果。对话和教育能够弥合移民和东道国社会之间的差异，应该不遗余力地去做。但这可能无法阻止宗教政治的回归，及宗教偏执所带来的冲突。如果我们要避免梦游似地进入动荡的未来，就必须认识到，融合上的失败而不是恐怖主义，才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危险。
作者Robert Skidelsky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英文原题：European Politics With an Islamic Face？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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