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
连日来，大陆资深外交官吴建民与媒体人胡锡进的笔墨官司，席卷官学两界，两人对中国外交的对外面貌，似有南辕北辙的期许。不过，他们之间的扞格，主要涉及的是决策层对外展现的态度，但就算比较鹰派的话语专擅起来，真的就能让中国外交改头换面吗？事情还有更基层的一面，不只是鹰或鸽的选择而已，更是外交行政体系中，存在内卷的文化（自我消耗），会在实践中让鹰或鸽都变得太鹰或太鸽。
无论中国外交官如何努力，似乎与世界各国及邻国的关系始终格格不入，而且还是日益格格不入。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受到既有世界强权美国的抵制，还算情有可原。然而，与邻边大国如印度、日本同样处在长期猜忌、掣肘的情况，且与周边的越南、缅甸摩擦不断，传统友好的斯里兰卡、朝鲜、非洲相继失稳；就连对主权范围之内的香港与台湾，也多在国际上欠缺信用。
一言以蔽之，中央一旦对外交有了或鹰或鸽的大战略后，其实外交行政工作的功能，就在于付诸实行，然而中国外交行政的特色却是，总是将外交政策的目标当成是外交成果在宣传，因此给自己的执政制造了一种压力。其结果，外交行政的重点转移了，不是设想如何推动国家外交的大政方针，而是试图动员各地的关系及资源来证明中国外交的理想境界已经达成，正受到世界各地的热烈欢迎。
比如，强调的倘若是和谐世界，外交行政工作的责任理当就是要理解，各国对中国已经浮现的或潜在的冲突与不满何在，设法进行交涉，然而如此一来，不就反而凸显了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并不和谐？于是，和谐世界的理念反而带一种压力，或是诱因，让外交行政的重点变成是为了维持和谐，必须要回避面对双方既有的龃龉，好像已经没有冲突，或冲突不重要，或冲突可以搁置，如此就引发胡锡进的批评。
对方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往往对于同中国之间彼此的利益冲突，不愿意就此搁置。为了避免利益冲突的双方公开辩论，迫使中国外交官尽全力说服对方稍安勿躁，甚至透过短期的让利来强推谅解。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外交行政重点之一，是动员对方社会中与中国素有交情，长期受益的关系户，协助中国营造两国关系和谐的气氛，宣传在地群众喜爱中国文化的印象。
外交行政文化的副作用
又比如，所强调的如果是软实力不足，其目的当然是要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可是一旦进入外交行政的阶段以后，外交工作者着手的方向，往往有其自身的重点与逻辑，因而就不在于建立中国的软实力，而是要证明中国已经具备软实力。于是，以争取并增加各国对中国理解、喜爱、关心的软实力工程，变成了要证明中国在各国群众心目中已经获得理解、喜爱、关心的成果。
然而，中国外交行政的文化不是自成一格的，而是与国内行政文化息息相关。这样的行政文化特色，就是把有待推动的政策目标，当作为已经达到的成就来展示。当初之所以会当成目标，就是因为这方面有所缺失，结果因为行政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成效，把领导看到有所不足之处，宣传为已经完成的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我欺骗，其核心就是对领导歌功颂德的行政文化。
当前这样的外交行政文化带来的副作用，比国内的行政文化更为严重，因为所涉及的不只是中国自己，还涉及各国的政治情况。毕竟，在各国国内动员自己的关系户，来帮助自己推动公共外交，不但抵触各国自身的重大利益，甚至挑动或加剧各国内部的政治对立。随之出现的就是某种悖论，亦即各国内部出现亲中派，他们愈领风骚，就愈促成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警觉，这点吴建民大使未必料及。
恶性循环的结果，外交行政就卷入一个怪圈，为了遮掩各国与中国关系中既有的或潜在的矛盾，其实更容易造成这样矛盾的加剧，与中国形象的低落。紧张焦虑之下，就更不能从容的补强中国外交上的弱点，而把如何转移视听，化解、压制对中国不利的噪音，当成工作主轴。这时候，对于中国自己外交上的大政方针，同样带来表里不一的张力，表面关系愈好，表里不一愈严重。
如果外交领导在原则方针形成之后，就立刻获得各地外交行政人员捷报，外交领导立刻会陷入某种两难的困境──对这样乐观快速的成果回报，采取鼓励；或对这样的回报，予以严厉矫正。过去发动的无产阶级生产大跃进，无非正是夸大生产成果，最后变本加厉，不可收拾。现在外交行政所经历的，是同一种行政文化，只不过规模稍小，算是迷你型的外交大跃进。
在宏观的外交层次上，鹰鸽态度之拿捏虽然很重要，但是外交行政在对内与对外之间出现本末错置的内卷化，在胡吴之争中尚未得到检讨。值此“一带一路”如火如荼展开，战略伙伴关系遍布全球，首需谨记的是，“一带一路”正在开始而已，不是已经完成的成就；战略伙伴关系仅是理想境界，不是签约就自动有了。外交行政正本清源的话，在于攻坚与攻艰，不在歌功颂德，如此鹰鸽之争才有实践意义。
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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