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北京模式”与“华盛顿模式”叫板

　　大陆为配合60国庆的到来，全方位开动宣传机器，弘扬共产党领导有方、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已经崛起，再度成为世界的中心；“北京模式”压倒了统领世界一百余年的“华盛顿模式”。

　　政论家郑永年不知怎的也收敛起批判眼光，加入了大陆主流媒体的大合唱。他说：“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正因为中国不是关起门来而是大开国门的情况下打造中国模式的，其模式具有普世性。从亚洲金融危机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模式应付危机的能力和有效性，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种模式。尽管西方感觉到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的冲击，但只要这种模式对其他国家有吸引力，它是很难被围堵的。”

　　他论证说：“中国和前苏联模式不一样。前苏联阵营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尤其是和西方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意识形态。”看来，郑永年先生不知道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不久前曾公开强调：大陆是拒绝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政治体制（模式）的，这种与西方尖锐对立的意识和理念，否定了他对两种模式的调和或说对中国模式的美化。

　　那末，“北京模式”比“华盛顿模式”得时了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北京模式”？简言之，权贵市场经济加一党专政。由于政治和经济垄断性，可以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不妨称之为“举国体制”。

　　告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以来，老谋深算的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副产品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他并没着眼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尽管今天胡温提出全面发展，“和谐社会”，要求各方面的发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保持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否定某一地区的突出增长。可持续就是指必须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否定可能带来环境、能源问题恶化和贫富悬殊的增长模式。然而这些年来并没有摆脱权贵阶层左右政经的局面。以官商官学联姻的权贵阶层继续与民争利，更谈不上让利于民。就凭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这一点，其资源供给也注定难以为继的。

　　以下这些数据很能反映“北京模式”的面貌：

　　由于法律没能给农民的土地财产以充分的保护，致使强征和乱用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估计全国有近5000万农民因此失去了土地。开发房地产出了一批批亿万富豪。

　　农村中，有1．8亿人进入城市和乡镇企业打工，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劳动，剩下的3．1亿人继续务农。但是从目前的耕地面积计算，所需的劳动力仅为1．7亿人，也就是说农村现在拥有1．4亿之多的剩余劳动力。农民工每月工资平均不到一千元。东部沿海地区创造的上万亿的经济成果完全落入官商联姻与官学勾搭的权贵们手里，他们占尽了城市公共设施、形象工程与行政服务的风光，而无法惠及绝大多数无权势的人。

　　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作为出口产业中坚力量，一直以来都得益于在恶劣劳动环境下工作且工资成本低廉的打工者。如今支撑中国出口的正是“北京模式”下诞生的成本竞争力。随着消费大国—美国进口乏力与原材料日益紧缺而涨价，这种竞争优势已明显减弱。近十万家的中小企业已经停产或倒闭。国家在通货膨胀风险并未消除的情况下，降低了贷款利息，以解救更多中小企业的困境。国家要求它们利用这笔低息贷款调整产业结构、开发新产品，开拓国内市场，摆脱对外贸的依赖。然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缺乏消费能力，至于要求素质普遍平庸的中小企业产业创新，多半也是缘木求鱼。何况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多半靠引进人才和高价收买。

　　这种发展模式尤为导致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消耗过度，生态负荷力——土地、水、空气——达到临界状态。只顾一面不顾及其余的举国体制地发展经济、大兴各地的城市形象工程，正在破坏13亿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束缚他们消费能力，以至损害他们的健康。中国的环境状况尤为令人沮丧：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50座城市有31座在中国。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之首。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中国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居美国之后。中国已陷入了无可争议的经济衰退；不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不采取猛药根治垄断特权滋生的腐败与社会不公，让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群发性事件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由此可见，举国体制或集中力量办经济与装璜门面，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触目惊心的副作用考虑，该是偃旗息鼓的时候了。

　　说实在，中国领导人也从未宣扬什么“北京模式”。而“向新加坡学习”倒常有所闻，新加坡的执政党廉洁、称职讲诚信，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所谓“北京模式”将统领世界舞台，这都是海内外一些浅薄文人廉价的吹喇叭抬桥子。无论是在联大发言，还是在谈论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和京奥成功举办，温家宝总理总不忘“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句话。中国领导人希望强调的不是自身发展已形成模式，而是只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在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方面，可以发挥与主要发达国家不同的作用，能担当补充性的角色。在监管市场某些方面，也有值得英美等国借鉴的地方。

　　国家主席胡锦涛多次告诫干部要有忧患意识，正基于经济片面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潜在危机的觉察。人们理解在这样一个被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糟蹋了30年的国家，改革开放之初他们面临的是一付烂摊子，不集中力量办大事，像办奧运，是不可能有此体面光鲜的。但不能张扬什么“北京模式”。《北京模式》若与垄断特权难舍难分，便会产生无可挽回的灾难。垄断权力和垄断真理，正是一个国家的致命伤！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论及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9％，也许不少工业发达国家都还在衰退中挣扎，从而让一些中外经济学家们相信，中国今年会实现超过8％的经济增长。虽然中国产品的出口比去年减少20％，但是其他多项指标者都很好。第一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3．6％。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证明长期低迷的制造业从夏初开始恢复。中国今年创造了1200多万个就业岗位。房地产市场也回暖.

　　人们有理由这么陶醉吗?中国经济虽然从数字上看恢复了正常，但它几乎全靠年初以来大笔国家投资和国有银行贷款的推动。何况中国的统计数字从它建国的第一天起就像市场上注水的禽肉，蒙骗顾客的。

　　中国选择了一种重“量”不重“质”的经济振兴方式。当年打游击闹革命的短期化行为仍在继续。举国体制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类短期化拆东墙补西墙行为确非西方强项，也是西方所不屑的，因为它有悖于顺序渐进的规律，也不符合有步骤按比例的发展规律，是不能持续的。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国不是利用危机来使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恢复平衡，而是停止升值人民币．并再次采取靠公共投资提振经济的老办法。这种做法短期效果明显。拿到大量流动资金的国营大企业权力增大，又开始出现生产过剩。政府曾经承诺将家庭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以便拉动内需，但是他们只享受到几张购买冰箱的购物券和购买小排量汽车的减税待遇。由于国家没有出台雄心勃勃的税制和社会改革计划，老百姓面对工伤和医疗事故的时候只能自己想办法。眼下危机来临，他们更想多攒钱少花钱。

　　可以预料，中国政府年底将会庆祝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增长，这将使中国离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更近。但是同时他们将面对经济比以往更加失衡的局面。如果中国产品的出口到2010年还不能恢复过去的活力，北京将不得不制订新的经济振兴计划，并且不得不下决心推进中国急需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以在民主自由法治的基础上完善自己的发展。

　　章文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