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英案舆论看中国社会对改革的需求

　　吴英案二审维持死刑原判，引发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以及广大网友参与其中，纷纷发表各自观点，使一个普通案件迅速演变为一起法治事件。这其中参杂对死刑改革、民间借贷、企业融资、金融体制等诸多问题的讨论，除此之外，这起事件背后隐隐透露的社会情绪值得深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由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步调不相一致，相关体制机制建设滞后，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成熟而完善的法治市场经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掌控着大部分的基础资源分配，垄断国有企业凭借着共和国长子的优势地位四处扩张，金融危机以来，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被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是“国进民退”，是改革的倒退；与此相应的是，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改善乏力，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更是面临诸多困境。

　　以吴英案发生的金融领域为例，金融业至今仍然是高度垄断、高度管制的行业，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融资的仍然是接近权力的少数的企业和个人，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资金流向基本是稳定的。而广大的民营中小企业贷款困难，选择从民间融资，特别是民间借贷发达的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对资本的渴求与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冲突早已经显现，对金融业改革的呼声不断，但是实际进展缓慢。民间融资在这样的背景下快速发展，却缺乏有效的监管，乱象丛生，近来温州一些地区老板跑路将这种冲突与乱象暴露无遗。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吴英案就不仅仅是个案了，可以说是必然的。

　　吴英案本身是一起法律案件，却迅速上升为一起法治事件。这其中主要涉及到死刑判决量刑，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特别是一些并不懂法的网友纷纷跟帖、投票，认为吴英“罪不至死”，这其中显现的社会情绪应该引起重视。像以往每一起看似普通、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一样，其背后都隐藏着社会普通大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对加快推进改革、以建设一个真正民富国强、和谐共荣的中国的期许。

　　吴英是一个从底层农民起步、创业失败的典型，虽然曾经身价过亿、跻身福布斯富豪榜，但只是昙花一现，其仍然是一个社会底层人物。她的失败有其自身原因，但也能看到社会因素打上的深深烙印，她的犯罪是多重因素综合的结果，不仅仅是她个人的错。因此，社会大众认为对动辄贪污受贿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官员都不判处死刑，为什么却会对这个小人物施加重刑？ 在限制死刑是一个大的方向的背景下，死刑判决应该慎重。“如果吴英该被杀，还会有多少人不会被杀？”。更进一步，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言，吴英被判死刑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意味着融资是特权不是一项基本权利，这有背市场经济的原则和法治的基本精神。不少人关注吴案，认为吴英“罪不致死”，其实并不仅仅是为其求情，并不是要实现“民意绑架法律”，而更多的是倾注了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对加快推进司法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大众期盼。

　　改革进行了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在一些领域的改革步伐举步维艰，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一些好的政策遭到变通、肢解，更有甚者打着改革的旗号行利己之实，而社会大众较少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果实，虽然蛋糕一直继续做大，虽然收入在增长，但生活水平改善不大，不少人仍然会有相对剥夺感，感到了某种发展的不公、分配的不公，这是不争的事实，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就好似一辆快速行驶的列车，不少人大呼“跟不上”，社会要求公平正义的呼声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每一起社会热点事件都会成为网络舆论的兴奋点、成为表达不满情绪的载体。今天的中国仿佛又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思潮异常活跃，各种观点群起碰撞、交锋，都在寻求中国未来的道路，试图影响未来的走向。今年恰好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也是换届之年，社会要求推进改革的呼声更是高涨，一些媒体借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发表社论，呼吁凝聚改革共识，加快改革进程，更有专家说“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具备了改革新的深厚基础。

　　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顺应社会大众改革的要求，加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重视底层的改革实践，尽最大可能重新凝聚社会改革的共识，准确把握改革的机遇，选择好突破口，不失时机地启动新一轮改革进程，应该是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责任。

　　王丞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