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一个党的形态决定一个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形态，这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建什么党导致建什么国”这个命题在多数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很难成立，即便在一党独大的新加坡，执政党也必须努力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的变化。但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以其组织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覆盖之广、渗透之深，中共的党建模式，对国家形态和人民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就要求中共认真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盲目的“制度自信”往往湮没了这种思考。
按目前政治发展的轨道，中国面临着“二律合一”的危险，即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和列宁党的僵化律叠加，造成中国社会创新能力不足。在追赶型的快速发展阶段结束后，中国可能再次落后。
一个社会的创新力受其制度的制约。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就是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突破这个束缚需要一场革命。追赶阶段的创新几乎都是外来的，对制度本身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改革开放提高了中国对外来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但不等于也提高了其制度的创新能力。快速发展往往造成一种虚假的“制度自信”，使制度建设不自觉地陷入历史传统的惯性中去。而中国的大小两个历史传统，都是非常保守的。
儒教大传统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传统农业是一个随着季节变化周而复始、永不止歇的过程；反映到历史上就是所谓的“中国历史周期律”——朝代更迭，结构依然，经济社会停滞。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秩序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纲五常”之类，也是亘古不变。在这个伦常中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发挥的空间。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曾经领先世界，但其潜能早在汉代就已发掘穷尽了，以后的制度变迁都是修修补补，万变不离其宗。驱动朝代周期更替的主要是腐败的程度。长期停滞的结局是落后挨打，百年耻辱。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了一些改革或“变法”人物，但他们不仅撼动不了传统社会的根基，而且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有人会说，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是二战后最成功的，因此传统文化并不保守。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奇迹中，儒教文化起的是辅助而不是主体作用。起主体作用的仍然是市场竞争和科技进步。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儒家的资源在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也剩下不多了，而且都是经过筛选和改造过的。
如果说儒教大传统主要表现在伦理、文化、国术等宏观层面上的话，列宁党的“小传统”则在微观层面上为其补足了制度基础。古典中国的大一统政府只到县一级，而中共的政权和组织则深入到村里和车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个人对单位的人身依附；按指令生活成了每个个人、每对夫妻、每个家庭的常态。社会的基本活力都受到压抑，更遑论创造力了。一个解放牌卡车几十年一贯制，到改革开放之初依然是二战初期美国的设计。停滞、僵化、逐渐落伍，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共同命运。
改革开放大大激发了经济的活力，但党建模式近来有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的趋势，即不断向微观控制回归。这个趋势令人担忧，是因为中国仍然是党国体制，党建模式没搞对的话，对国家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会很大。
抑制中国社会活力
在大陆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是党国大一统。在组织层面它是苏共的翻版，在文化层面上则是几千年帝制的变相延续。国民党从前自称“党国”，西方学术界至今仍称中共政权为“党国”（party-state）。两者都是党在前，国在后，党大于国。国民党是苏联顾问帮孙中山改组的列宁式政党，共产党是同一批顾问组建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两者都是“二律合一”的产物，都对中国社会的活力有抑制作用。这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表现得很突出：禁忌越来越多，学术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在思想界和文化艺术等创造领域更是如此。民国时期中国文艺、科技和工程界仍出了一批巨匠，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控制力不足。控制力强大的中共时期则一个都没出。
除了窒息创造力外，旧的党建模式还有两大危险。首先，在千年皇权文化的熏陶下，领袖容易超越于党之上，形成帝王式的独断专行。国民党的口号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毛时代实施的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体制和文化都存在着独裁的基因，易产生党大于国，领袖大于党的现象。毛时代党内标准称谓先是“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变成“毛主席、党中央”。大跃进和文革的恶果是大家都看到的。
其次，旧党建模式追求的是动员力而不是创新力。着重点是纪律性，全党一致和服从。它在经济建设上的优势仅在追赶阶段有效，因为这时的目标明确，手段清晰，更需要动手而不是动脑的能力。这种“制度优势”被概括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前提是明确知道要办什么大事和应该怎么去办；只要有一样不知道，就可能有灾难性的后果。大跃进的蒙昧导致了“后院小铁炉”遍地开花，结果砸了锅，毁了林，招来了大饥荒。
大跃进和文革的一个更重要的教训是：动员就是运动，而运动则不可避免会出现盲从和羊群心理——人们必须终止思考以求“跟上形势”和上级的“伟大战略部署”。任何异议都是异端，会受到严厉惩罚。但是中国越接近现代化，现成的路就越少，就需要更多人来思考和做更广泛的尝试。
所以陷入二律合一的停滞是个现实的危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经济社会变化一日千里，未来包含了各种可能，也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创新力去发掘其潜能。八、九十年代的放权让利，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目前通过临时集权以利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很有必要，但最终目的仍应该是放而不是收。集权的目的是为更好的“放”制定规则。目前的党建模式却反其道而行之，对经济社会实行全面覆盖和管控，片面地追求动员和管制力而牺牲创造力。
新时代的党建思路应该是革命性的，面向未来的，而不是复旧。光荣传统再好也属于过去；要继续利用就必须创新改造。在强化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中共越来越借重于儒家大传统。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大传统和一个有僵化历史的小传统相结合，很容易将中国社会带入新的停滞。中国历史的周期律会不会以新的方式重现？这个问题值得改革设计者的高度警惕。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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