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反思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

中国的外交官大概没有哪位能像刚去世的吴建民一样，引起舆论场的关注和争议了。这主要缘于他的鸽派言论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日盛的当下中国，似乎有些“政治不正确”或“不合时宜”。当然吴建民自己并不认同舆论场给他贴的这个“鸽派”标签，因为这个说话和做事温文尔雅的外交官，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比起西方，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鸽派和鹰派，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各自以为采取了一种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

外交在过去是少数精英乃至外交人员垄断的领域，一般民众无缘和无资格置噱，这一状况至今并未有本质改变。不过，大众在今天至少可以在社交媒体指点外交得失，国家的外交也一定程度上要听取民意。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反映了民智的开化和社会的进步。当然，这也是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一种民族意识和国家利益的自然投射。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免滋生出了被一些外交学者指责的“愤青外交”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

对此，我认为应该这样来看待：表面上，以“愤青外交”为表现形式的“两民”现象的确很盛行，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其实际能够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能量是有限的。假如看不到这点而夸大其影响，进而采取压制措施以消除“杂音”，不仅与日益彰显的民智和多元声音不合拍，就外交本身来说，也会失去一张有用的“民意牌”。当然，这里存在如何引导民意和民族主义，而不被民粹绑架的问题，对外交当局而言，此乃一大挑战。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无论如何讨厌民意和民粹，在现代社会，它都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