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美荣:伦敦恐袭与西方社会的转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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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透视

作为欧洲最坚硬的安全堡垒,英国在上周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52岁的英国肯特郡人哈立德·马苏德(Khalid Masood )在西敏寺桥和议会大厦前开车撞人和持刀行凶,造成四人死亡40多人受伤。

伦敦恐怖袭击或许标志着欧洲恐怖主义行动的“遁形”发展新模式,凸显各国加大反恐合作的需求。但是,恐袭是否会推进欧洲反恐合作,却仍待观察,这也是伦敦恐袭令人深思之处。

英国是欧洲抵御伊斯兰国(IS)恐怖行动的坚硬堡垒。它位处海岛,未加入申根协定,还管制边境,并严控枪支。此外,英国漫长而又血腥的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力量的经历,锤炼了一支优秀的安全部队和世界一流的反恐专家组。不仅如此,近年来英国对恐怖主义行动极为警惕,严防死守。

英国军情五处以及其他反恐部门严密监视450名嫌疑人,构筑“铜墙铁壁”防范可能的25起恐袭计划,本次恐袭者也在监控的“外围”人员之列。但伦敦依然爆发了近十年来最严重的恐袭。因此,伦敦恐袭让伊国组织恐怖行动攻破欧洲最坚硬的堡垒,欧洲各国相继沦陷于恐怖主义袭击,这凸显加强欧洲反恐合作的必要。

凸显欧洲反恐合作需求的另一因素,是恐怖主义行动的新型“遁形”发展模式。与以往不同,发动恐袭的不再是身披长袍头裹面纱的异族,而是本国公民。明枪易挡,暗箭难防,藏在内部的敌人最难防范。恐怖主义者使用的也不再仅仅是枪支弹药,而是汽车和菜刀等日常生活用品;恐怖主义有更为便捷的征召和联络方式。

通过网络和数字等新媒体,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从未谋面的激进分子,却可以完成指导和训练行动。恐袭也不再需要大型协调和数月时间准备,而是更为随机,一两个人携着匕首或开车冲向人群就能得逞。因此,恐怖行动和恐怖分子发展的新型恐怖模式,“大隐于市”造成 “大敌无形”,加剧了反恐形势的严峻,也加大了欧洲国家合作反恐的需求。

实际上,欧洲各国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因恐怖主义分子在欧洲内外建立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已意识到有必要开展反恐合作,因为没有国家能够真正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而欧洲各国间共享的价值、规则和理念,相当程度地提升了反恐合作的利益基础和行动实践,打击恐怖主义早已写入欧盟宪章。

因此,恐怖主义一直是西方领导人峰会(G7,G8)定期讨论的议题,它与国际公共秩序成为该峰会的两个固定政治议题。欧洲早在1986年就为此在欧盟建立一个外交部长委员会,反恐主题也不断出现在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议程上,北大西洋会议(The North Atlantic Assembly)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反恐工作组,并发布正式报告。

不仅如此,欧盟层面已成立“特雷维”(Trevi)工作组,专门用以反恐合作,联系各国的司法与内务部,改善欧盟国家警察系统间的交流与沟通,协调签证安排,评估机场安全、引渡程序以及滥用外交豁免等问题,也协调追踪和破坏恐怖主义武器供应的能力,还编纂了一个被通缉的恐怖主义和滥用职权卷入恐怖主义的外交官的黑名单,在一些反恐合作中获得显著成功。

但在国家利益主导的欧洲层面,政治敏感性等问题仍对反恐合作施加了不小的限制。面对伊国组织的恐怖威胁,虽然欧洲各国普遍强化监听监控、网络信息安全、数据留存等基础性制度的安全立法和监管,但是这种信息、情报及数据的分享与流动仍远不乐观。所有国家都对其国家安全资料严加看管,担心这种资料在国际交换的过程中被滥用,甚至被损坏。

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主权的限制。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在欧洲大陆为确定其国家边界而战,这种传统深深植根于许多政治家的头脑中;特别是英国,由于其地理位置独立于欧洲,更加重了这种主权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欧政治家的大国情结,即使身为长期的盟友,但情报分享与合作仍会受互信及国家自豪,或者声望等因素的阻碍。

另一个施加限制显著的因素是各国间政治、法律及历史传统的差异。比如,法国在反恐问题上,公开支持与恐怖主义谈判,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法国对政治暴力的高度容忍,或因法国本身就是政治暴力变革的产物,还因戴高乐主义传统让法国决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和独立的立场。这也是为何伊国组织在2014年绑架人质后,法国政府支付了赎金,而英美两国政府拒付赎金的原因。

英国脱欧以及欧洲国家近年来保守和封闭的转向,也限制了反恐合作。3月23日恐袭的当天,英国议会正在讨论正式启动脱欧程序。实际上,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以来,西方社会已经历了多达18起恐怖主义事件,尤以近三年为剧。安全成为社会和国家稳定的基石与底线。

从柏林到巴黎、从布鲁塞尔再到伦敦,恐怖主义已成悬挂在欧洲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虽在伦敦恐袭中,欧洲国家第一时间发声,在道义上声援英国,但恐怖主义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让整个西方社会都在经历了“我们”对“他们”这种族群间的对立。欧洲国家近年来出现和面对的封闭和保守转向,以及诸多政治敏感性等问题,这次恐袭能否推动欧洲国家间的反恐合作,尚需观察。

作者是中国同济大学

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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