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泰罗尼亚独立折射“现代性”之限》(11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文中,笔者指出“现代性”有其内生限度,超出这个限度,必致国家生出乱象。为此,笔者选用两个词,即“政治过度”与“政治适度”,来分别指政治理想与行为超过了契约可承载能力,和政治运行是在其自恰的范围内。
任何政治都有其限度,当本不属于既定政治范围的人群也卷入政治、当原先并不属于政治范畴的事务也被纳入政治议程时,适度政治就可能转化为政治过度。当然,这个限度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实际上,自民族国家这种新的国家形态产生以来,很多国家的内部契约关系都已有不少突破,并且在过去的20世纪里,很多时候并没有出现很大问题,那为什么今天才产生那么多不适呢?
以美国为例 ,它是一个移民国家,自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下半叶,一直在突破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为何并没有导致大的内部危机?原因在于:其一,长久以来,美国的财富一直在增长,能够为契约在更多人群中的扩展提供良好的经济支持;其二,美国的主流人口和文化,一直未受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