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以消灭私有制为旗帜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究竟起建设性作用还是破坏性效果，已是事实胜于雄辩。要挽救中国经济，当然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但从最深层次来说，则是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
当前，中国经济遭遇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投资、出口、消费“三头马车”已是唐诗所云“无力渐艰行”；今年以来，青年失业率超过20%（实际远不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0%以上；新建楼宇动工率下降超过20%；地方政府卖地财政收入减少20%以上；消费信心指标缺口大于20%。更令人忧心的是，单就各省市政府附属的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债务高达65万亿元人民币（约12万亿新元）以上，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NP）55%。政府财赤和企业借贷及居民房贷车贷之类社会总负债，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4倍以上。中央表明地方债务“谁家的孩子谁抱”，绝不兜底，金融风险危如累卵。
在私企大面积倒闭和外企大规模撤资，以及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的三重冲击下，中国的失业潮空前严峻，压力山大，随时引爆社会危机以至政治危机，政府头痛不已。常言道：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前中国经济大滑坡，当然是多种政策、多种因素合成谬误的结果；而透过现象看本质，仔细观察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73年经济起伏的历史经纬，不难发觉有一个规律：什么时候执政党强化意识形态，中国经济就向下沉沦，就大倒退；什么时候执政党淡化意识形态，中国经济就向上提升，就大发展。
中共开国伊始，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较多采纳各民主党派意见，颇有兼容并蓄、务实惠民之风，意识形态不算太浓厚，政府组成也具备“联合政府”格局。结果，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较快。但到了1957年，毛泽东推翻中共八大所订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决议，号召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以“阳谋”发动反右派斗争，铲除了社会民主；1959年庐山会议又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压制党内民主，结果造成大饥荒，饿死近4000万人的历史惨剧。之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在政治上采取对右派分子、右倾分子甄别；经济上“工业要退够，农业要退够”，甚至允许农民“三自一包”，“七千人大会让大家出气”等措施，相对淡化了意识形态，中国经济又恢复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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