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李光耀的政治与精神遗产

9月16日是李光耀先生百岁冥诞，我参加了同安会馆举行的蔡裕林先生《李光耀思想解读与探究》新书发布会。与会学者在讨论环节中，曾多次提到李先生是人，不是神。一方面固然不应将他神化，以至于成为特定党派或任何个体可以从中汲取政治资源的神圣对象；但另一方面，也不应为批评而批评。李先生一生确实存在若干值得反思之处，有些也已获得他自己以及后来新加坡领导层的政策修订。但是，我们依然不应脱离当时世界与新加坡的具体情境来加以评判。

李先生对于新加坡的重要意义，非仅限于在他领导下新加坡实现了在主要制度框架上由无到有，以及国家力量上由弱到强，由穷到富的跨越式发展；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他离世几年后，除了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的整体国家个性也同样受到他的深层影响。从形而下而言，这表现在新加坡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公积金与住房政策、国防与军事战略、种族与宗教治理等方面，都存有李先生思想的烙印。与在他之后的其他领导人相比，李先生极具“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他在国家须要作出决断之时，总能当机立断，并将国家一次次从沼泽带向通衢。他非仅具有超凡的政治洞见，也有旺盛的政治精力与激情、济世抱负；再加上他极为强悍、理性、务实，直言不讳又雷厉风行的执政风格，足以使政治影响遍及新加坡的方方面面。

像他这样的超级领导人，既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新加坡瞬息万变的时代产物，更是在国家起步期的危局中，新加坡人对领袖具有天然亲附感的投射。随着国家发展步入正轨，民众更加富足，物质与精神选择日趋多元，魅力型权威必将淡出新加坡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