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来华人对于传统习俗的认知与诠释尽在这牌位之间，方寸之间的解读是一部悲欣交集的移民史。
最近忙于九龙堂新书的出版，同时在撰写一篇学术论文。虽然是相同的课题，两种写作面对的读者大不同，大众读物须深入浅出地阐述所见所闻，学术论文则须引经据典地论证所思所想。日常写作的第一语言是华语，学术论文则多以英语，双语切换并非易事，在两种语言的淬炼下，不断修改调整写作。除了觉得时间不够用外，研究之旅是愉悦的。
祖先牌位研究于我而言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因为建筑学的专业训练，对于牌位内容、记录方式、制式设计、空间分布极为敏感，然而，须要补充有关宗教信仰、祖先崇拜、祭祀墓葬等方面的知识。学术界鼓励跨学科的研究，但要做到跨学科并非易事，每个学科都是博大精深，每个领域都有经典新作，学无止境不是虚妄之词。
在探索新加坡华人祖先崇拜习俗的过程中，有两本“高龄”之作令我生发几多感慨。一本是1957年人类学家斐利民（Maurice Freedman）出版的《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这位研究闽粤社会的英国专家受新加坡殖民政府的邀请，于1949年1月至1950年11月期间，在本地做了长达22个月的田野调查，完成受委托的研究报告书，进一步修正后出版了这本经典之作。意外发现此书有中文版，更为意外的是译者竟是三舅夫妻，1985年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想起小时候父母曾获赠此书，遗憾的是有眼不识泰山，这本译者亲笔签名的大作还珍藏在家中。何曾想过有一日我会关注斐利民的研究？
另一本是国大图书馆收藏的题为《新加坡的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 in Singapore）的毕业论文，完成于1963年11月，作者是Hoe Ban Seng，这是他在当时的新加坡大学修读社会研究文凭（Diploma in Social Studies）时完成的，厚厚一本打字完成的论文，间中夹杂着钢笔书写的华文。很难想象当时他还只是位大学生，花费大量心力调查访谈，留下珍贵的记录。他是目前所知极少数曾对九龙堂做过调查的人士，论文中黏贴的几张黑白照片，真实记录了当时堂内的状况，其中一幅是林庆年带领九龙堂理事跪地祭祖的场景。想要联络这位应是耄耋之龄的前辈，询问当年新大毕业或是年纪相近的长辈，均言不识此君。
祖先牌位奉祀对于本地华人是熟悉又陌生的习俗。按照华族传统观念，往生者的三魂之一依附在木牌上，被称为“木主”的牌位安放在家中接受子孙奉祀，祖先在异世能过上舒坦日子，也保佑子孙在现世过上好日子。学术界对于新加坡华人祖先崇拜的探讨，围绕着本地华人奉祀习俗的演变，在远离原乡传统文化的环境下，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牌位奉祀是基于宗教信仰，还是伦理孝道，抑或是慎终追远的纪念？读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论著很有启发，也意识到相关研究局限于宗教仪式的观察与人物访谈。
在了解祖先牌位研究的成就与困境后，真正体会到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的意义。尽管所供奉的牌位在本地不是历史最久远的，也不是数量最大的，但九龙堂完整地保留了单一姓氏从1929年建堂至今所供奉的牌位。对于这些牌位的研究分析，展示了新加坡华人社会鲜为人知的一面，特别是宗族祭祀与祖先崇拜的独特之处。
1927年中林路领导本地跨方言群的林氏宗人筹建宗祠，除了供奉姓氏源流共祖，亦为牌位奉祀设下高规格的标准，以褒奖不同等级的捐款宗人，这一举措使得九龙堂聚集林氏精英，尤其是前堂正中神龛的中格间，集合了20世纪初本地最为显赫的林氏家族牌位。这些牌位主不仅有捐款人，还有他们在原籍过世的祖先，有的甚至追溯至四代之上，这是子孙奉上的至高荣耀，在他们创业成功的星洲，先祖亦能接受集体奉祀的功德。历经时事巨变，这些先祖在原籍的牌位墓地大多已毁，却在新加坡留下曾在人世的真实记录。
南来华人对于传统习俗的认知与诠释尽在这牌位之间，方寸之间的解读是一部悲欣交集的移民史。在岛国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宗祠里，默默传承着南来的祭祀文化，也意外地留住了原乡的宗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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