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缘手记”系列二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1500年前南朝众多的寺院，无数佛像，都已消失在江南烟雨的迷濛岁月里，只有这一尊南齐维卫尊佛，如今仍留人间，可以和我们见面，依然如千年前般沉静的微笑，仿佛在说浮世千变，是劫是缘，不外如是。
编按：
新加坡藏1915年4月13日鲁迅致胡绥之手札，被上海鲁迅研究专家陈子善、北京吴密称为“原以为再要发现新的鲁迅文字的可能性已接近于零，不料竟又发掘出”的一项“新发现”，获选登录于2021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最新巨著《鲁迅手稿全集》《第七篇·书信篇》35页。
作者对这件手札与研究“追踪”多年，并曾专程赴绍兴考察。本文为细述前后的新修定稿。
上篇写收藏经过与手札内容及拓片来源，下篇记述拓片上铭文出处的那尊维卫尊佛千年流传记录、石造像特色与考证，以及作者个人当年绍兴考察的感受。
（续上篇：鲁迅和千年古佛（上篇））
根据资料，1915年鲁迅致胡绥之信札所附赠的永明六年南齐文字拓片，出自一尊唐朝以前的石佛造像，原件当年在绍兴妙相寺。
该寺于北宋年间，获朝廷赐额“石佛”，故又称“石佛寺”，成为越中名刹。后因年久失修，在民国初年倾圮，遂有人将石佛后的古文字拓片出售。
当时，地方人士因担心寺内古佛受损，便移送到城内的戒珠讲寺。
1916年，军阀孙传芳部队进驻戒珠讲寺，人们又把古佛移送到水澄巷县商会（今绍兴市政府所在）内收藏。有日本人出价12万银元欲购运往日本，当地人发起募款抢救，在开元寺兴建藏经楼，把古佛正式供奉在楼上，特制铁龛安置，这是1924年的事。
1941年，日本军队占领绍兴，开元寺沦为兵营，寺僧星散，一个名叫北岛的日本军官，拆佛龛，取古佛，藏在汉奸组织“治安维持会”，再度准备运往日本，幸亏日本投降，古佛像才得保无恙。
战后古佛又被移送回戒珠讲寺供奉，再送往龙华寺。1961年，因龙华寺无人管理，古佛像被送往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库房保护，列为珍贵文物，密藏30年。
1993年，绍兴博物馆建成，这尊历经劫难的维卫尊佛石像，正式移交博物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作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4、维卫尊佛造像“髻珠”
这尊“维卫尊佛”造像，是绍兴目前保留年代最早的一尊石佛。
“维卫尊佛”，梵文 Vipasyin，另有各种译名，如毗婆尸佛、毗钵尸、微钵尸、毘婆沙、弗沙、毘婆尸如来、维卫佛等，意思是“胜观，种种观，种种见”等。
早期的小乘佛教，主张“一界一佛”，认为过去只有七佛，未来只有弥勒佛，而维卫尊佛，就是七佛之首（释迦牟尼是第七位）。
“维卫尊佛”是第一位来世界说法的佛，地位崇高。南北朝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维卫尊佛信仰，上述传说维卫尊佛石像渡海而来的祥瑞故事，唐宋以前就广泛流传于江浙地区，可知维卫、迦叶佛故事深受时人崇信和欢迎的程度，这尊南齐永明六年造的石佛像，就是当年苏州摹造的维卫尊佛造像。
据绍兴博物馆介绍，这尊造像，高59厘米，底宽38×35厘米，通身用青石雕凿而成，外施贴金，因时代久远，涂金已斑剥脱落。头饰螺髻，相长圆丰满，着通肩紧身衣，结跏趺坐，双手施禅定印。背面阴刻楷书铭文。
石佛肉髻平缓，面型略方，脸部丰满宽阔，造型形制与一般南北朝佛像造型略异，甚为罕见，头部为螺发，更是迄今唯一南朝螺发佛像的实例。
特别是佛首上的“髻珠”（在肉髻和底发之间的一颗醒目大圆珠，是佛经所喻的佛法之宝），目前发现的南北朝佛像，均未见有这种髻珠的造型，因此，这尊造像，自然弥足珍贵。
但这颗特别珍贵的“髻珠”，却也成为这尊造像年代争议的焦点。
中国著名佛像考古学者金申就认为，迄今佛像螺发上出现髻珠的最早实例，始见于盛唐，但并不常见，要到晚唐五代以后才普遍出现，到元明以后，髻珠更成佛像首上的定制，不可或缺。
故他认为佛造像中出现髻珠，应为唐代以后，而这尊石佛，却是目前发现有髻珠的唯一南北朝佛像，故年代不无可疑，且其造型风格，甚至刻字书法，均和南朝的时代艺术风格有异，所以他认石佛很可能是后来的摹刻之作。
究竟石佛是南朝或后代所造？
观其铭文书法风格，是成熟的楷书。楷书早在东晋王羲之已开风气，南朝楷书已相当成熟，周作人也曾在绍兴收到一方“永明三年”（即比石佛铭文早三年）的南齐砖，还说其书法风格和这尊古佛铭文很相似，所以这尊石佛的铭文是南齐楷书，甚有可能。
再看文献记录，铭文说明此石佛造于吴郡（苏州），唐代古籍也说这尊石佛是有人在吴郡“模造”，并非原来那尊“渡海而来”的石佛。宋代古籍更明确记录五代时在水塘中发现石佛的经过。因此，其年代至少应可追溯到唐五代时期，距今1200年，距南齐永明年仅300年左右。
至于上述对髻珠的质疑，只能留待新考。但这尊古佛，确在江南流传千年，应无可疑。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1500年前南朝众多的寺院，无数佛像，都已消失在江南烟雨的迷濛岁月里，只有这一尊南齐维卫尊佛，如今仍留人间，可以和我们见面，依然如千年前般沉静的微笑，仿佛在说浮世千变，是劫是缘，不外如是。
有了这份心念，看着古佛的微笑，那些考证的纠缠，好像也不那么重要了。
5、1915年鲁迅信札的发现
这件《永明造像》拓片的珍贵，就在那三行18个南朝文字。
在历史上，南齐（公元479-502年）存在仅23年，时间极短，故存世文字极少，当1915年鲁迅写这封信札的时候，所能见到的只有三件刻本字帖（王僧虔、王慈），以及这一尊古佛铭文。后来也只再发现两件墓刻，即1916年出土的《吕超静墓志》及1969年出土的《刘岱墓志》。
据记载，南齐因袭晋朝制度，不准立碑，留存于世的碑刻文字极少，刻在佛像上的铭文更是绝无仅有，在整个江南地区，南齐佛像铭文，迄今就只发现这尊石佛像上所刻的18个字，且年份明确，难怪被清朝书法家包世臣誉为“留南齐一朝有数文字”的珍贵文物。
依《鲁迅日记》记录，这件《永明造像》拓片，是鲁迅开始购求拓片时的最初藏品，也是周作人最早寄给他的拓片之一。使得这尊千年古佛，因此和代表中国新文学最高成就的周氏兄弟两人，有过这一段拓本因缘，亦属佳话。
随1915年鲁迅致胡绥之信札保留的《永明造像》拓片上，钤有朱文“福迎斋所藏金石书画印”一枚。
“福迎斋”为清末民初金石学家王文焘的收藏斋号。
王文焘，字君覆，室名“强学簃”，四川华阳人，为清末民初藏书家王秉恩之子。
王秉恩为晚清广东布政司、广东知府，1923年曾和郑孝胥、王国维等人联名发起成立东方学会。父子两人均专研金石古籍。
王文焘著有《盐铁论校记》《春秋左氏古经》等，上海图书馆藏有王文焘过录本的纪昀批解《玉台新咏》。
近年在拍卖上也曾出现王文焘所经眼和递藏的古籍及金石拓片，也见过王文焘上款的王国维五言诗扇，在一些王文焘旧藏上亦可见钤有这枚“福迎斋所藏金石书画印”朱文藏印，如其旧藏《翁树培、江声考释金石泉币杂缀》册二种等。
由此可见王文焘和清末民初多位金石家和学者来往密切，胡绥之当为其一。胡将这份南朝拓片及说明来源的鲁迅信札，一起转赠同好王文焘，后者才钤上藏印，亦合情理。
王秉恩、王文焘父子所藏古籍均在晚年出售或散佚，友人所购得夹有鲁迅信札拓片的那批旧书籍，或即出自王文焘旧藏。
另，这件拓片和信札的页片，边款有二题，一为此件《永明造像》，另一件则题“梁中大通二年虞思美造释迦像”（即“梁玉造像”，亦为南朝著名拓本），应也是王文焘藏品，惜已无存。
这件页片，夹在书中，为友人无意间得之，转让给我后，装上镜框，曾长挂于《新明日报》总编办公室，也算鲁迅和古佛的“新加坡之行”了。
在上世纪，鲁迅对新马华文文艺思潮有重大影响，但在新马的公私收藏里，却从未见过鲁迅手迹原作，这件书札，应是所知唯一的一件。
据《鲁迅年谱》，鲁迅原名周樟寿，1898年5月杪才改名周树人，而我是在1998年6月初发现这封信札，时间正好是“周树人”这名字首次出现在人间整一百年，也可说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2006年，我有缘请教上海鲁迅博物馆王锡荣馆长对这封信札的意见，他回讯说：
“据我看来，这是一件珍贵的鲁迅先生手迹。……显然不是摹写本，而是他本人的文字。文字风格也确实如先生所说，颇有风味。……综而观之，此件应该可靠。”
王馆长还表示，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发现鲁迅先生1915年的书信。”
后查找许多鲁迅书信手稿集，的确没有见到1915年的信札，这件信札的出现，填补了鲁迅生平一个历史的空白，可谓一次有意思的“发现”。
为纪念五四百年，2019年5月5日《联合早报》发表黄向京《五四运动文学领袖珍贵手稿藏狮城》一文，提到这件1915年鲁迅信札及拓片。
2000年初应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吴密来讯证询，欣然提供并获收录入当时编辑中的最新版《鲁迅手稿全集》。
据了解，自1986年中国文物出版社的《鲁迅手稿全集》出齐，至今已经整30年， 2014年当局启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展最新版《鲁迅手稿全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
经四年工作，完成全套最齐全的鲁迅手稿集，由国家图书馆联合文物出版社出版，共计精印本78册，内容分为七编。2021年9月28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首发式。
这件唯一的鲁迅1915年信札附拓片，就首次收录于全集《书信编》35页。
参与该项目的上海鲁迅研究专家陈子善说：“近年参与编辑《鲁迅手稿全集》，原以为再要发现新的鲁迅文字的可能性已接近于零，不料竟又发掘出1915年4月13日致胡绥之和1934年11月29日致曹靖华两通佚简，令人惊喜。”（香港《明报·世纪》副刊专栏2021年7月4日）
编辑之一的吴密更撰写专题论文《新发现鲁迅致胡绥之书简并永明六年造像拓片考述》，发表于上海交通大学与东北师范大学联办中国手稿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21.11.21），并刊北京鲁迅博物馆主办的《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期页85-95。
6、后话
1915年4月，春暖花开，在绍兴城里的周作人，把《永明造像》拓片寄到北京给鲁迅。
2002年12月，冬寒花傲，我也到了绍兴城，惟经87年的风雨岁月，鲁迅信上说的妙相寺，早已倾圮，我仍懵然无知，贸然前往寻找，当然无处觅踪，乘兴而往，空手而归，理所应当。
在绍兴几天，我到过城外的兰亭，城里的鲁迅故居，青藤书屋，王羲之故居，沈园等地方名胜，只是找不到妙相寺，见不到石佛。
有一个上午，我就在王羲之故居，走在空荡荡的大殿上，徘徊良久，冬日风寒，光影萧瑟，院落清清冷冷，颇有一种莫名的怅然，万没想到所谓王羲之故居，原来就是戒珠讲寺所在，我到处寻觅无踪的古佛，就曾两度供奉在此。
当天下午，到宋代名园“沈园”，楼台品茗，喝了一壶不便宜的日铸茶，流连近日，只顾缅怀眼前诗人陆游的感情憾事，却懵然不知心中牵挂的古佛，就安然静坐于和沈园仅一墙之隔的绍兴博物馆里！
一天之内，两度机缘，却因无识，未能善应，无知即无觉，咫尺成天涯，无意不留情，只能随风去。
人生交错，如光似影，人间因果，亦复如是，也就无话可说。
后来还到如今改名为“仓桥直街”的仓桥街，这条由青石板铺成的老街，沿河多是清末民国初期的老屋，如今已成为绍兴古城的历史文化旅游街区。
只是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我来到仓桥直街，漫步小街，两侧粉墙黛瓦，酒肆茶楼，午后斜阳，依然如故，却已经买不到周作人当年为他哥哥所买的《永明造像》拓片了。
（续完）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