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缘手记”系列三
本地收藏的郑子瑜藏本，特点在于这是周作人晚年最后自己编订的杂诗手稿本，诗稿序文题记及目录书名，全部齐备，等于一部周氏自编诗集，并在生前亲自寄往海外，是海外唯一留存最大的一批周作人手稿，尤为难得。
前言：
鲁迅、周作人兄弟是中国新文学两座大山。
目前在海外，数量最大的一批周作人亲笔诗文手稿，就在新加坡。
这批手稿，是周作人晚年于1958-1964年间寄给本地学者郑子瑜，其中的杂诗手稿部分，经学者陈子善安排，1987年于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第一部《知堂杂诗抄》，才广为外界所知。
这批珍贵手稿的内容，除了多年来郑氏“迄未示人”（专家止庵语）的周氏杂诗原稿，还有一批周作人文稿、抄录诗稿、书法墨迹，其存在均从未为外界所知，是新中两地文学交流的一批重要文献。
郑子瑜珍藏逾40年的全部手稿墨迹原件，笔者有幸于新世纪初承蒙郑氏全部转让。业余研究多年，本文是首次公开全面简介这批重要手迹收藏机缘的来龙去脉及内容全貌。
全文分上下篇发表，本文为上篇。
1、一次奇特的“投稿”
1980年，我在《南洋商报》主编文艺副刊《文林》，每周兼编《艺文》一版，以刊登学者的学术性文章为主。
一天收到一份影印稿，题为《十山笔谈》，作者署名“十山”。
稿件是当年有机会访华的商人周颖南交来，说是周作人没发表过的文章，自中国托人送来新加坡，希望能在报上发表。
文稿谈的是汉字问题，是难得的周作人“来稿”，就发给排字房，记得字房工友还说这篇文章的文字，写得虽有点像稚童，但字体还算端正，比一般写得龙飞凤舞的记者手稿容易看多了。
文稿较长，共11则，分四期由1980年5月1日、6日、15日、23日，连续发表于《南洋商报·艺文版》，刊后也未引起特别关注，只有崇拜鲁迅的编辑部同事作家李向（张道昉），知道是周作人的稿，发表前曾要去看，也没说什么。
后来才知道，“十山”是1950－52年期间周作人在上海《亦报》发表随笔短文时所用的笔名，他自称只因“笔画简单，写起来便当”，后来“承黎明先生加以说明，说是越中有十座名山，因以为号”（见其随笔《关于别名》）。
这篇文稿应该是他配合当时中国文字改革而写，但1952年3月后他在《亦报》的文章就停了，也就无处发表。
1966年文革爆发，周作人生活困难，曾写信给当时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章士钊求助。章氏嘱其私人秘书王益知前往探望，周氏便把这份未发表过的《十山笔谈》手稿交王益知。
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王氏将稿件托香港友人，再辗转寄给周颖南，希望能在海外发表，当时也只有《南洋商报·艺文》还有这么一个比较适合刊登这类文章的园地，这篇周作人文稿就这样来到我的手上并首次发表，从写作到“投稿”刊登，已近30年之久了。
在周作人一生写作的大量文稿中，如此身后的“隔代投稿”，或可谓是他最后一次“投稿”，机缘巧合，我竟成了刊登这篇稿的编辑，也算是和知堂老人结了一回文稿因缘，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最后著作《知堂回想录》，当年就是由担任《南洋商报》香港特派员的曹聚仁寄来新加坡，于1967－68年连续10个月刊登于《南洋商报》；而他这篇最后遗稿《十山笔谈》，也在《南洋商报》发表，也算特别有缘了。
这篇手稿为周作人的“集外佚文”，1980年《南洋商报》首次发表后，2003年才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3月号首次在中国国内正式发表，作者孙玉蓉亦称：“《十山笔谈》得以在海外发表，而在国内仍知之者甚少。”
当年我所收到的《十山笔谈》只是影印本的手稿，却没想到20多年后，我还有机会在新加坡接触到周作人另一大批更“特别”的重要手稿原件！
2、周作人杂诗手稿传奇
这批周作人手稿，都是1958年至1964年周作人从北京寄送给本地学者郑子瑜，是周作人在新加坡、甚至是海外保留迄今最大的一批手迹。
这批手迹，郑氏珍藏家中逾40年，内容包括部分周氏自书诗文手稿及书法条幅，最重要的是其中有一整批周作人晚年为了出版诗集，而专门手抄的杂诗手稿、序文与题记，甚至他为出版诗集所题写的书名和目录，弥足珍贵。
据统计，周作人一生写作多达1100万字，却只有约300余首诗，数量不多，故一向备受瞩目。
周作人虽然是中国五四白话新诗先锋之一，但他主要诗作却是集中于1937年至1947年期间写的旧体诗，都是他对传统打油诗体提升改造的“新”作，还特别自创“杂诗”一词，独树一帜，是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
他所留存的杂诗手稿，自然成为珍贵文学史料。
据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王进文）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小川利康研究，周作人存世的杂诗亲笔手抄稿本，前后只有三本，另有两本由吴德铎和谷林两人转录的抄本。依次简介如下：
一、龙榆生藏稿：
龙氏是汪政权南京博物馆馆长，其家人曾照顾狱中周氏，周出狱后亦先到上海龙家，1956年也在北京接待龙氏，曾赠与鲁迅手迹，并赠部分其诗作手稿。原件如今下落不明。
但在文革前，这批手稿还在龙家，北大历史系教授苏继廎曾向龙氏借抄。文革期间，著名科技史专家吴德铎又向苏继廎借抄转录，后被学界称为“吴德铎抄本”。
据日本学者小川利康称，此本保存周氏中后期诗作品较全，但缺前期作品，而且错字较多。
二、周作人家藏稿：
周作人在北京家中留存的手抄诗稿。文革后，周氏后人重新发现。
据学者止庵称，这批手稿为线装一册，共61个折页，内容主要为《老虎桥杂诗》，含约廿首未刊稿。
1963年，当时任新华书店总店会计的谷林（劳祖德），曾托民国名报人孙伏园向周作人借得其家藏手稿抄录，后被学界称为“谷林抄本”。
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老虎桥杂诗》（止庵校定），即依据谷林转录的周家藏本，并结合郑子瑜藏稿本校定。
另据陈子善《闲话周作人》称，曾与晚年周作人通信的孙旭东（孙康五）1963年亦曾自孙伏园所借手稿本转录一本，是和谷林抄本同样来源的转录本。
三、郑子瑜藏稿：
1958年至1961年间周作人先后寄送新加坡学者郑子瑜拟出版，为1987年岳麓书社版《知堂杂诗抄》主要依据。郑子瑜提供重抄本出版，原件从未公开，收藏43年之久，2004年8月转让给我。
这批诗稿，内容共收诗稿251首，另《儿童杂事诗》则代以出版本，合计323首。另有序文题记四篇及自题书名与目录，堪称完整，是周氏晚年拟出版的自编诗集，反映他晚年对自己一生诗作最后的取舍心态，弥足珍贵。
总结而言，目前尚存世间的周作人亲笔诗稿手迹，只有两份，一份为周家藏稿，另一份则为郑子瑜藏稿。
本地收藏的郑子瑜藏本，特点在于这是周作人晚年最后自己编订的杂诗手稿本，诗稿序文题记及目录书名，全部齐备，等于一部周氏自编诗集，并在生前亲自寄往海外，是海外唯一留存最大的一批周作人手稿，尤为难得。
3、特殊交谊和手稿南来
周作人（1885-1967）和郑子瑜（1916－2008），两人生命轨迹各有不同，一生从未见过面，却因为一批手稿，在蕉风椰雨的南洋热带，留下一段特殊的文学因缘。
上世纪20年代，在华北的周作人已是五四文坛领袖，郑子瑜仍是南方福建的一介文艺青年，仍得为学习和生活奔波。
郑子瑜原籍福建漳州，为著名的中国修辞学家，但学历不高，全靠勤学自修。一生辗转流离，1954年自沙捞越移居新加坡，但在本地讲究学历出身的大专学府并不得志，却屡受邀赴日本、香港及改革后的北大、复旦等高等学府研究所讲学。
因嗜好文艺及学术研究，郑子瑜和当时多位作家学者，均有书信或直接交往，如郁达夫、郭沫若、林语堂、罗香林、叶圣陶、谢冰莹、易君左、俞平伯、丰子恺、王瑶、周汝昌、王力、郭绍虞、钱歌川、钟叔河等。
在郑子瑜多年珍藏的师友手迹中，最富传奇性的当是1937年元旦郁达夫在厦门书赠给他的著名对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而最具有现代文学意义的部分，则是他和晚年周作人的特别交谊，并保留了周作人在南洋数量庞大的一批诗作手稿。
郑子瑜和周作人的二度“文字交谊”，前后相隔22年，都是为了研究清末驻新总领事诗人黄遵宪。
1936年，周作人在上海《逸经》杂志写了两篇评论黄遵宪的文章，在福建为该杂志写稿的郑氏遂写信向他请教并获回复，惟因战乱中断联络。
1958年，已移居新加坡的郑子瑜因结识黄遵宪侄儿黄伯权，再度积极展开“黄学”研究，遂主动写信给周作人请教，时值中国“三年困难”时期，郑氏经常邮寄生活用品给他，彼此通信密切，直到1966年因文革才停止，隔年周氏过世，两人始终未曾见面。
这段期间，郑周两人通信近百封，并寄赠书法，更在1959年至1960年之间，把他极为重视的整批诗稿，陆续寄到新加坡给郑氏，想在本地出版他的第二本诗集。
80年代郑子瑜在《知堂杂诗抄跋》一文中，写到周作人寄送手稿的经过，兹摘要引述如下：
一、“1958年1月，我曾写信给周氏，问他可否将生平的旧诗寄示，或者可以代为设法出版。然而周氏很客气，说他写的不知能否算是诗；待到我将本意告诉他之后，他终于把他的诗稿寄下了，那便是这部诗集，原名《老虎桥杂诗》。
约在1959至1960年期间，周作人即先后陆续寄《老虎桥杂诗》《打油诗》《补遗》《题画诗》等手稿到新加坡，希望能合编一本诗集。
《老虎桥杂诗》收《往昔》及《丙戍丁亥杂诗 》各30首，《儿童杂事诗》72首，前者是五言古体诗，后者是七言的绝句，都是1946、47年间在南京监狱中的作品。”
二、“后来周氏又陆续寄给我《所谓五十自寿打油诗》2首，《苦茶庵打油诗》24首，《苦茶庵打油诗补遗》20首，《题画诗》59首，以及《老虎桥杂诗补遗》13首（是1934至1949年间的作品），吩咐我将这些诗篇和前此寄下的《往昔》《丙戍丁亥杂诗 》《儿童杂事诗》合为一集，改名为《知堂杂诗抄》。”
三、“1961年，周氏又写了《知堂杂诗抄序》寄给我。”
四、“本书（按：《知堂杂诗抄》）所收的杂事诗，除了一部分《儿童杂事诗》曾于1950年在上海《亦报》发表之外，大都是周作人直接寄给我的原稿，是世间还没有人看见过的原始资料。”
这是全部诗稿送来新加坡的经过，当年郑子瑜也曾让我看过全部尚存的周作人信札并作摘要记录，时间由1957年至1966年前后十年。
当时所存信札计有95通，郑老故后2008年公子郑大宁医生告知尚存92封，并将1962年7月27日信封一件（外写“条幅三张”，内无信）随信封内未裱书法三件给我收藏，故应有91封。后流出郑家，并于2014年出现北京匡时春拍仅余84通，全部成交价高达人民币758万元。
拍卖前由匡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座谈会（2014年5月6日），负责人晏旭还邀我撰写《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与知堂杂诗的出版》专文作书面发言。
据当年手记摘要，这批诗稿的出版，还有过一段曲折。
当1958年至1959年间周作人陆续将杂诗手抄稿寄新加坡后，一时未能出版，而香港朱省斋又表示可出版周氏部分杂诗选，1960年初周氏转告郑氏，另重抄一份寄港，原稿留新。惟在香港拖宕近一年，诗集依然未能出版。周作人遂请曹聚仁代为取回，并说明其中的《儿童杂事诗》是出版本，“余则是新加坡郑君抄录，亦请寄还再由我还他可也。”（周曹通信1960.09.02）
据郑氏口述，这批诗稿，当年原已联系本地世界书局出版，初有眉目，又因出版社另有考量，“机缘不曾成熟”（郑子瑜语），始终未能出版。随周氏在文革初期过世，这批手稿就一直保存在郑子瑜的书房里，度过漫长岁月，外界也就无人知道还有这一批珍贵的手稿留在新加坡。
但郑子瑜始终牵挂此事，1980年代初他受邀回中国讲学，1986年6月在上海遇见学者陈子善，透露手上有此周氏海外藏诗稿，陈氏表示可安排出版。同年11月，郑子瑜回香港后便把自己当年曾寄香港的重抄稿寄上海。陈子善将这批郑氏重抄本提供钟叔河，1987年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知堂杂诗抄》。（上·待续）
（作者是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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