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去北京,在钱锺书南沙沟的寓所拜访他。这次拜访可以说是“假公济私”。名义上是因为制定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去听取他的意见。实际上,是因为我对钱先生仰慕已久,很想亲聆这位大师的教诲。
在大学时代,我就读过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虽然那时候早已过了读小说的年纪,但《围城》里那个志大才疏,爱自吹自擂的方鸿渐;外表柔顺,深藏心机的孙柔嘉;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苏文纨;庸俗贪财的学术骗子李梅亭等,一个个人物都令我印象深刻。诚如文学家夏志清先生所言,《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后来读研究生时,业师杨廷福极力推崇钱锺书的《管锥编》。他说,钱先生的这部书是集数十年功力的钜著,是他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焦氏易林》《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多部古籍所作的札记总汇,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述了4000位作家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以及大量英、德、法、拉丁等西语原文,自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