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远去，身影犹长。“报人长影” 视频系列五集节目，我们采访了三位已故老报人的后代：胡鸿展（胡浪漫之子）、曾昭文（曾心影之女）、连文思（连士升之女）；以及两位报人前辈黄锦西和成汉通；倾听每一位前辈娓娓道来各自的记忆和故事，为时代事纪加注当年当下一份鲜活的温度，也拼凑出不同阶段的报业轨迹，沿着前辈的长影，延续。点击此处，了解完整系列。
在建国初期的动荡岁月，报章肩负的不只是传递信息的使命，也同样以文字抚慰人心。作家连士升在1948年加入《南洋商报》，先后经历反殖民地时期和独立斗争的社会浪潮，并在1969年至1971年担任总编辑。以“世界大同”为毕生追求，他坚持以文人的清醒与中立，并以温和的身段与笔触带来时代关怀。
连士升（1907—1973）出生于中国福建，19岁赴北京求学，获得燕京大学经济学学士。七七事变后离开北京，辗转逃难到香港、越南，后于1948年定居新加坡。报界任职期间发表大量政论、游记、书评、论文，出版过23部书。同时热心推动华文文化事业，曾任新加坡南洋学会理事、会长，中国学会副会长、新加坡大学董事等。
以专栏对话开导年轻人
在女儿连文思（75岁）的回忆中，父亲是个踏实勤奋的学者，一生著书立说，尤其关心青年群体。当1950年代反殖民的独立浪潮席卷各地，工潮、学潮不断发生，年轻人有诸多迷思无处诉诸，喜欢写信给报馆。那时报纸是唯一的信息来源，社论更是引导当下思潮的明灯。
连士升在报章开设专栏《海滨寄简》，以“子云”为笔名，与青年对话，教导他们应该如何学习、做研究，怎样写文章，如何处世为人。鼓励年轻一代即使出身贫寒，仍有机会实现理想。《海滨寄简》从1956年开篇写到1970年代，后来将48篇内容汇总出版成八册书。
连文思说，平日里父亲也喜欢写日记，每日记录事件反思。连家后辈至今保留着父亲的珍贵手札，偶尔拿出，见字如人，当年的想法心得跃然纸上。
双语并重支持南大办学
英殖民时代奉行英语至上，独立建国后转为双语政策，但附加在语言之上的身份地位象征与政治意涵却根深蒂固。连文思忆述连士升对子女的教育强调双语并重，“父亲认为如果你是华人，一定要先懂母语，但也必须要懂英语。只有懂得双语，对事情的看法才会有比较全面平衡。”
1955年南洋大学创立，象征了在英文至上，压制华文教育的时代氛围下，华社自理自主办学的力量。此前连士升发表社论《重申创办南大的宗旨》，深感于社会上实际存在的语言歧视现象，透过见报社论申明主张。他写道：南洋大学的创办，可以说是得力于客观环境的督促，主观力量的充实。假如不是当地政府过分扶植英校，抑制华校，津贴金分配得很平均，统治的条例比较放松，那么一般人恐怕不会因循敷衍，得过且过，用不着另立炉灶，创办一所大学。
1959年连士升受命为新加坡政府公共委员会委员，他是委员会中唯一懂得华语的人，努力发挥社会影响力，也协助南洋大学毕业生获得就业机会。
文人特质影响报章立场
1960年代，当独立斗争达到巅峰，各种政治思潮激烈碰撞。报章该如何自处和定位，才能清醒地发挥媒体角色履行社会使命？连文思说：“父亲很相信中庸之道，认为好的媒体人须有平衡观点。有了这样的人生观，看东西会比较中立，不会偏激。无论是左派或右派，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一方讲的观点不会完全都对，另一方讲的也不会完全错，重点是吸收到双方最好的部分。”
连士升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社论中说道：简单说一句，为政不难，难在于认识人民的需要和愿望。用古人的话来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因此政府当局如要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个崇高目标，必须要充分借重舆论，及各报纸杂志所发表的社论，和读者投诉或者读者的话。
了解民生，反映民生，连士升认为报人需要通过不同渠道得到的消息，并呈现在社论中。报章也要有读者之声板块，倾听读者的想法。连文思回忆，父亲平日应酬多，经常跟许多社团主管、社会名流来往，也会在咖啡店里跟老百姓喝茶聊天，把脉社会动态。后辈将其所著社论收集整理，先后出版《慧眼静观》和《卓识思远》，观点历久弥新，至今仍具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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