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远去，身影犹长。“报人长影” 视频系列五集节目，我们采访了三位已故老报人的后代：胡鸿展（胡浪漫之子）、曾昭文（曾心影之女）、连文思（连士升之女）；以及两位报人前辈黄锦西和成汉通；倾听每一位前辈娓娓道来各自的记忆和故事，为时代事纪加注当年当下一份鲜活的温度，也拼凑出不同阶段的报业轨迹，沿着前辈的长影，延续。点击此处，了解完整系列。
1980年代初，新加坡社会的语言环境改变，华文报读者数量下滑。严峻的生存环境导致《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展开激烈竞争，最终于1983年合并成为《联合早报》。
在此期间，成汉通从法庭记者，到新闻编辑，再到报馆的管理层，见证了新加坡的报业变革，也陪伴华文报从竞争走向蜕变。
成汉通，1950年出生，1974年加入《南洋商报》，后擢升采访主任。1983年，南洋、星洲合并为《联合早报》，他先后担任采访主任、新闻主任与执行编辑。1990年，成汉通出任《新明日报》代总编辑，两年后任早报副总编辑。1996年，他出任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总经理，过后离报从政。
一间法庭 两个身份
投身报业前，成汉通曾在公共服务部门担任法庭通译，期间与采访法庭新闻的华文报记者相熟。
1973年，他报名参加由新加坡报林俱乐部举办的全国新闻写作与翻译比赛，获得公开组第二名；之后又尝试《南洋商报》为应征记者举行的写作与翻译考试，并获得报馆编辑青睐，于1974年以记者身份重返法庭，为商报撰写新闻。
据他回忆，彼时《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都派有记者常驻法庭。鉴于案件众多，每人都须顾及多个庭上的动向，因此两报记者尽皆相互策应，“你跑一些庭，我跑一些庭”，记录案情后再交换、汇总，最后由不同记者分别撰稿，刊登见报，文章亦“各自精彩”。
成汉通记得，两家华文报的一线记者，无论是负责法庭报道，还是撰写意外新闻，彼此都合照无间。殊不知，山雨欲来风满楼，两报高层间的明争暗斗，已暗流涌动起来。
一篇文章成两报笔战的导火线
1980年，《南洋商报》选拔成汉通为代表，赴美国参加为期四个月的交流活动。在美期间，除却观察当地媒体的运作形式，体验在白宫与美国国会现场报道新闻外，他也有机会参观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当年7月26日，《南洋商报》刊载了成汉通在美国撰写，题为《来到了联合国》的观察报道。文章讲述他自己的所见所闻，也提及在联合国图书馆的阅览室中，发现三份华文报，分别是《人民日报》《大公报》与新加坡的《南洋商报》。
彼时尚在美国的成汉通未曾想到，自己的文章将在几个月后，成为引发两家华文报激烈笔战的“导火线”。
11月25日，《南洋商报》头版刊登了题为《南洋商报是世界权威华文报》，篇幅占半个版面之多的文章，除了强调“全世界只有三份华文报可以进入联合国，南洋商报是其中一份”外，还辅以多张图表，展示商报的读者数据，并提出“第二家华文报望尘莫及”之观点。
此文一出，《星洲日报》在隔年元旦的新年特辑上，刊载了由时任董事经理兼总编辑黄溢华亲自撰写的回应，标题十分别致，无字，只是九个大大的问号。
这篇文章回应了商报此前的报道，并解释为何以问号为题，说，“提出一连串问号，让关心华文报业的读者们自己去找出问题的答案，并且达到他们自己的结论”。同时，文章亦附上日报编辑部拍往联合国，询问图书馆所收录报纸一事的电报原件，并得到“南洋商报讲的话，联合国不负责”的回复。
李光耀：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之后，两家华文报间的交锋日益严峻。《星洲日报》刊文指责商报的诚实度与可靠性，也提出《南洋商报》下属的晚间报纸《快报》刊登色情内容。商报则予以回击，特地圈出《星洲日报》曾刊载的文章，说“这些也是色情的”，并将标题命名为《星洲日报真的那么“干净”吗？》，点名要黄溢华解答。
愈演愈烈的恶性竞争，也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据成汉通回忆，1982年某日，时任商报总编辑莫理光通知他，要出席一场会议。起初自己只当是平常会议，并未多想。
直到9月1日会议当天，成汉通与商报总经理黄锦西、总编辑莫理光在内的报馆高层，驱车前往总统府，和出席会议的《星洲日报》代表，共同会见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成汉通说，李总理出场后，看得出他带着些许不悦的神情，单刀直入地阐述本地华文报面临的困境，如读者数量下滑，报章遣词用字过于晦涩深奥，电脑化亦进展缓慢云云。
他语气坚决地说：“你们的时间不多了（Time is not on your side）”。
会议大约持续了一个钟头有余。成汉通仍记得众人散场离去后，莫理光嘱咐自己，不要透露会议内容，以免报馆同仁人心惶惶。
会后约莫两个月，莫理光又找到成汉通，递给他即将创刊的《联合早报》采访组名单。当时，成汉通担任《南洋商报》采访主任，并将在合并后调任早报的采访主任。
不多时，合并正式来临。
1983年3月16日，合并后的《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正式出版，莫理光与黎德源分别担任早报第一和第二总编辑，陈正则担任晚报总编辑。
话别旧报馆 改革迎新生
创刊初期，早报面临不少挑战。在《南洋商报》原有的运作流程上，整合两大报馆的人手与资源，不是一件易事。
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如何安排记者与编辑的座位。合并以后，原《星洲日报》全体同仁搬到《南洋商报》大厦办公，商报原本已略微拥挤的办公室更显局促。
为促进同事间的磨合，报馆高层最终决定南洋同事的座位不变，再将星洲同事安插其间。
1985年，《联合早报》拟将报馆迁至竣工不久的仁定巷大厦，位于亚历山大路的旧址即将走入历史。搬迁前夕，报馆同仁对这座承载无数个人回忆的建筑依依不舍，众人合唱《最后一夜》，很多人留至深夜才陆续离开，黯然话别。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早报新址配有全新的办公设施，搬迁前须处理掉原本的家具，也允许员工个人购买旧家具。成汉通当年花费50元，购得从1974年投身报业起，便一直陪伴自己的办公桌，至今仍在家中书房使用。
到了1988年，新加坡前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长林金山加入新加坡报业控股，担任董事会执行主席，开启了一系列减少浪费的改革政策。
成汉通回忆，林金山到来之初，便在报馆大厅摆一只雄鹰雕像，旨在勉励报业同仁秉持“目光精准，行动快速，结果优良”之准则。
林金山的改革举措之一，就是简化各报摄影部门的运作。
他曾在出席活动时发觉，现场多位摄影记者都来自报业控股。林金山因此决定简化人手，派同一摄影记者，拍摄不同角度，以供各大报章主编挑选。虽然这对摄影记者是一种“切身的冲击”，却也减少了资源浪费。
此外，华文报在80年代后期，曾处于人手青黄不接的阶段。
林金山的改革政策同样提升了福利与待遇，使华文报在应届生中更具竞争力，能从本地大学毕业生中聘请人手，解决人才断档问题。
成汉通说，“从今天来看，我们当时是对的”，当年栽培的年轻新闻从业者，“现在都是掌舵人”。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