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更多妇女在冠病疫情期间改变生育计划

本地研究显示，相较于兹卡疫情，冠病疫情对社会和经济造成更严重且广泛的冲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更多妇女在冠病阻断措施期间以及之后，曾考虑延后生育或生育较少子女。

这项名为“流行病、大流行病以及生育计划变化：新加坡兹卡和冠病疫情引起的反应”的研究报告，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资助。参与研究的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杜克—国大医学院，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者，在2018年至2020年底对一群25岁至34岁已婚新加坡妇女进行追踪研究。

660名妇女在2018年，即兹卡疫情约一年后参与首轮问卷调查。卫生部资料显示，我国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有458和67起兹卡病例。

2020年5月和11月，研究员对同一群妇女发出第二轮和第三轮问卷，分别根据407份和345份回复进行分析。调查就这些妇女在冠病疫情阻断措施期间，和阻断措施结束半年后，如何调整生育规划，与首轮问卷的数据进行对比。

数据显示，经历了兹卡疫情，约7.5%的妇女计划延后生育；打算减少生育的仅占0.6%。

相比之下，妇女在阻断措施期间打算延后和减少生育的比率较高，分别占约16.6%和6.5%；阻断措施结束后半年，比率增至17.3%和8.5%。

兹卡病毒可能导致妇女腹中胎儿畸形，引发不少担忧，冠病未必直接影响妇女的生育计划，却广泛冲击我国和全球经济及社会各层面。

研究员指出，在本地，冠病阻断措施严重打乱日常生活的规律，加上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以及一些人失业或收入减少等因素，或导致更多妇女计划延后或减少生育。即使阻断措施结束半年后，计划延迟或减少生育的比率，仍与措施期间差距不远，显示冠病疫情对人们生育规划有较大负面影响。

问卷也询问多少妇女在2020年5月和11月之间怀孕，发现在没有计划延后生育的妇女中，9.1%在这期间怀孕；称自己有意延后生子的妇女中，怀孕率的确较低，占5.1%。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5月，有一部分妇女称会把生育计划推前或生育更多子女，分别占约2.4%和6.8%。同年11月，比率分别增至约6.6%和7.5%。

报告指出，妇女若在阻断措施期间感到焦虑，到了措施结束后，焦虑又稍微缓解，她们计划提前生育的比率较高。研究员认为，对冠病疫情的焦虑感越大，或引发更大的急迫感，促使部分人希望在发生任何健康状况前生孩子。

我国持续面对低生育率的问题，去年的整体生育率仅0.97。进行上述研究的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宝玲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这几年本地生育率持续低迷，可能是冠病疫情因素，以及人们观念转变等趋势综合影响所致。

“一些情侣因冠病疫情延后结婚计划，相信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部分因素，而疫情后经济环境持续不稳定，也导致一些夫妇延后生育。但一些长期趋势，如有些人选择不婚以及夫妇选择不生小孩，如今越来越能被社会所接受，也有一定影响。”

对于政府在疫情期间推出育婴补贴，协助夫妇减轻育儿开销，对减缓生育率下滑的作用似乎有限，陈宝玲指出，生养孩子的成本相当高，多3000元补贴未必能说服人们生更多孩子。

这项津贴并没有让本地生育率显著提高，陈宝玲认为，未来若再发生类似冠病的大流行病，为夫妇提供大金额的补贴未必符合实际，政府或可考虑其他支援措施，协助改善家长的育儿体验。

“一个常见的情况是，孩子居家学习给很多在职家长带来很大压力，他们得监督孩子是否跟上学习进度。一个可能做法是让有上学孩童的家长，暂时享有额外有薪育儿假期，方便他们在疫情时更好地帮助孩子应付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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