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油墨味道将尽的年代，这个联系网络的内部与网络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变。一百年来我们见惯不同意识形态和各种势力竞争的刀光剑影，但是这一次，中国的自强、世界秩序的改变，我们得再重新思考新格局下的自己。
在仁定巷（Genting Lane）的报馆，傍晚坐同事的车出去吃饭，从早报政治组那一头的侧门下到一楼，推门出去就是露天停车场。还没推门出去，则是通向楼里印刷机所在。这是我脑海里常会浮现的场景，印刷机器上跑着纸张。我甚至怀念这个场景里的味道。那是油墨的味道，有时候我觉得这股味道并不仅存在一楼的空气里，整栋报业中心仿佛都有一股这样淡淡的油墨味。它每天提醒着我，一份报纸的完成，得经过这股味道；提醒着我，我的工作和这股味道的关系。
我派驻香港回来后，报业中心已经从仁定巷搬到大巴窑，报纸的印刷就跟我们分离了，后来所有的印刷也都集中到裕廊的印刷中心进行。一直到2000年以后，投资更优质的印刷机仍是报社“先进性”和财力雄厚的最佳展示。原本印刷早报的机器印刷的彩色版数有限，有些版面只能是黑白的，增加了全彩的生产线，我们的报纸版面可以更缤纷，更具吸引力。
百年来印刷机器不断改良进步，一百年前是怎样一种油墨味，我不知道，但是一百年沧海桑田，我们和过去的最大连接点，恐怕也就是油墨味与印刷机。陈嘉庚先生当年创办《南洋商报》，除了以商养文，推动教育之外，正是与印刷机有关，他的生意促使他购买印刷机来印制发票、收据、产品商标及包装盒等，印刷机可以更充分利用。何况自己印制报纸广告，能够省下在其他报章刊登广告的费用。
冠病疫情发生前，我每年农历新年时还会到裕廊的印刷中心给印刷部同事拜年。他们当中不少原本每天来回新柔长堤，疫情期间无法往来时，他们有的选择留守印刷厂继续为我们印制报纸。当时我和康威（前报业控股副执行长）还去探访他们。一踏入那栋楼，闻到那股味道，仁定巷关于我们与油墨不可分离的记忆就会回来。
最近，我跟年轻同事说起这股油墨的味道时，他们礼貌而茫然的表情，清楚告诉了我，跨过这个一百年，这股油墨味必然将退离得更远。事实上，我现在每天面对的考验，恰恰是要带领同事在没有油墨味的世界里闯出一条新路来。
没有纸张年代要用什么与过去连接？
我只是自己心里想着，再过一些年，贯穿一百年的油墨味没有了，纸张没有了，我们将用什么与过去连接？或许，到时也没有人在乎与过去是否连接了。过去和未来，真的可以完全分割吗？
中国《财新》的创刊人胡舒立来新加坡时，说要去看罗敏申路45-47号，后来又问我关于日本占领前《南洋商报》具体什么时候停刊。她的伯公，也就是她父亲的哥哥胡愈之的名字，印在今年华文媒体集团办公室内树起的“历任总编辑”墙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报道，在中国抗战时期，周恩来派了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到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的编务工作，宣扬中共的抗日主张。
我们的资料室保存的显微胶卷，《南洋商报》从1941年10月1日开始就没有出版，《星洲日报》在那一天之后的报纸我们也没有找到。《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9月30日的封面都是全版广告，翻过一页，报道都围绕着抗战时期“我军”的情况。《南洋商报》报道，“我官方发言人”称“我固守长沙至最后一刻，湘北战局我仍主动，敌打通粤汉企图断难实现”。《星洲日报》引述国民党将领薛岳：“寇又中我诱兵之计，长沙目前安如磐石，寇已被包围歼灭在即”。
这一百年前面的日子，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而我们的报纸，当时从海外华侨的视角关注“祖国”。
这百年的后半段，我们用的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身份认同与视角。1971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芬兰赫尔辛基演讲时，还明确划定新兴国家大众传播媒介的角色。我刚加入《联合早报》时上基本采访课，第一堂是老总林任君讲的。我记得他说《联合早报》编辑方针的第一条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时我问他如何界定国家利益。不过，对于“国家”所指，我们都没有疑问，那是新加坡。
政治认同上的“我”改变了，那我们跟历史怎么连接？《联合早报》的报头下，我们还坚持“南洋”“星洲”应该保留。我们要保留什么？我们的未来跟过去到底有什么关系？
再说回我们树立的历史墙。上面前半个世纪左右出现的名字，要纯粹当作是一串人名自然是可以的，但是读懂它们，就能理出新加坡在这个区域、在华人世界中的位置，说出很多故事来。这些名字，属于早年南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国共两党的参与者都有，有的从中国来，有的曾经负笈日本、德国。我们要怎样去理解这个南来的现象？这样的一段历史，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
《联合早报》今天还保留副刊，虽然名字更易了。我最初开始参与报纸管理工作时，在一些讨论中，见证了面对巨大的削减成本压力时，副刊的版数、内容和稿酬轻易就被归类在风花雪月底下，可有可无。当时老总在有限的范围内挺住了压力。如果没有经过华文报熏陶，纯粹从商业角度看，如此多的投入是奢侈的，尤其当他们的参照是英文报。英文报有这样轻松的部分，却能够吸引广告，利益即时变现，反观华文报固守的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花钱费力。
报章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乃至近代中国的改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副刊。副刊成为知识分子远离庙堂后参与社会的思想场域，也成为文学耕耘的公开园地。这影响了在中国以外的华文报，形成华文报的传统，也形成华人世界的文化网络。在中国相对封闭的时候，在两岸还没有三通的时候，海外华人世界在这个网络中仍一直保持联通，其中有“商”的经济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彼此蓄留着“文”，一些价值观和文化记忆是相同的。
新加坡在这个网络中，处在一个微妙的边缘上，与其他华人亦远亦近。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国家身份，有自己多元种族社会的特殊性，加上同时受西方的影响更多一些，我们在这个网络中，相对于香港、台北等，跟这个网络显得距离比较远。在有油墨味道的年代，我们在报纸上通过文字的呈现，再延伸到主办的书展、文学节、论坛讲座等活动，表达我们的“近”，也因为我们的物理距离，因为我们的视线、观点和风格差异，展示了我们的远。但纵使是远，我们究竟仍在其中，仍然有共同的关怀。
在油墨味道将尽的年代，这个联系网络的内部与网络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变。一百年来我们见惯不同意识形态和各种势力竞争的刀光剑影，但是这一次，中国的自强、世界秩序的改变，我们得再重新思考新格局下的自己。
不仅仅传播消息也是一座文化坐标
我想起鼎盛时期的威尼斯城邦，海事、金融、贸易的经济活动尤其活跃，但是它的重要支撑是文化，因为这些因素，人才往威尼斯城邦集中。今天，南洋一隅也是资金、人才等集聚的中心，是华人与世界其他族群觥筹交错、思想激荡的中心。现在，处在这个中心的我们，仍在原来的文化网络里，但是新的格局已经出现。而在新格局下，新加坡的价值，和《联合早报》能够体现的价值，不无关系。我们既是报纸，又不仅仅是一份传播消息的报纸而已。在这个数码时代，我们仍执着于作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坐标。我们凭什么执着？如何坚守？我们有开放而多元的优势，但是开放的优势要能够发挥，必得先有深度；多元要成为优势，必得先把各自的根扎深，否则都是流于表面与形式。而我们要有怎样的知识结构、眼光和胸襟，才能踌躇满志地走入下一个百年？
仁定巷的报馆在工业区里，走到麦波申路的车站要经过很长的一段路。或许因为那是最初走过的路程，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白天走这一条路，顶着太阳，汗流浃背。晚上下班，虽有街灯，却依然感觉前路漫漫，还要提防途中会有出人意表的际遇。所幸我的个性喜欢沉思，并且自得其所，镇静地认为路有路的难，却还是会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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