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乱象何以益炽？

(2009-07-22)

　　● 薛理泰

目前莫斯科处理本国民族纷争自顾不暇，而华盛顿视阿富汗、巴基斯坦为主要的周旋方向，都无意在新疆趟浑水。今后就难说了。

民族融合或称同化，固然需要循序渐进，毕竟也需要正确的政策导向；否则，非主流文化势必挑战主流文化，“大熔炉”难免沦为“大拼盘”，进则不利于一个大国的崛起，退则难免绵亘不断的民族骚乱。

　　新疆乌鲁木齐骚乱发生以后，原由地方当局进行危机处理。胡锦涛不待国际峰会结束，提前回国，说明他置国内政治稳定于国际峰会之上，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此举创下国家元首于外访途中提前回国的先例，映射出局势恶化出乎北京高层意料之外，尤其是在大规模出动武警甚至军队方面，已经到了不得不由军委主席亲自处理的非常阶段。

　　民族和谐，对于多民族国家尤其重要。西方大国也难达到民族和谐的地步。一旦风吹草动，心怀怨怼情绪的少数族裔往往在大城市聚众闹事，屡试不爽。

多民族国家的心腹大患

　　试观排他性的地域观念未获遏制，尚且后果严重，何况民族关系恶化带来的恶果？民族矛盾牵扯到人们最敏感的心理层面，又涉及家人、亲属的切身利益，向来缺乏调和的余地，处理不妥，必定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心腹大患。早先日本、韩国顶住国际压力，拒不成批接受越南难民，在国内维持了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其源盖出于此。

　　乌鲁木齐骚乱频频发生，自不待于今日。可是，近年骚乱愈演愈烈，则是不争的事实。近因是维族觉得在政治上处于被防备、被压制的状态，在经济上处于被“压榨”的境地，加上疆独思潮通过现代通信渠道无孔不入，而维族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因而日益同北京离心离德。

　　远因则有两条。其一，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他掌握了基层民众的心态，剥夺一批人的利益时，另外一批人却趁机获利，于是他发动的政治运动在开始阶段总能获得大批人的支持。他一度在少数民族心目中几乎确立了神的权威。后来北京向维族检讨过去犯下的错误。于是，就维族而言，以往北京确立的权威，一朝崩溃矣，因为“神”是不会犯错误的。

　　近年维族经济地位逐渐边缘化，很少维族人从北京政策中获利，至少在心理上觉得获利不对称。在维族激进分子心目中，除了“民族恨”，又添加了“阶级仇”。于是，北京在处理新疆民族关系时，治丝益棼，倍加棘手。

　　其二，须归咎于北京民族政策的多变。毛泽东在边远地区推行同化政策，数十年如一日。收效之一，是年轻一代接受中文教育以后，又在视听上受到广播、电视、电影的影响，逐渐认同中国主流文化。那时他们可以同老一辈对话，却无法在文字上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实际上割裂了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稍假时日，即可达到“书同文，人同伦”的状况。

　　80年代初，胡耀邦制定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比如在学校恢复双语教学，媒体及官方语言、文书均采用双语方式，还规定对本民族文字掌握水平的高低是提拔官员和升学、招工的必备条件。各地成立民族出版社，恢复民族语言指导委员会，还落实了编制、人员、经费和用房。这就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文化取向。

民族融合可视情放慢速度

　　维族文化的核心就是伊斯兰教。本民族文化加强以后，宗教势力必然复兴。各地建立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势不可遏。学生熟读经文，中文和专业知识却付诸阙如，毕业后难找工作，抱怨政府照顾不力。经文学校又同伊斯兰（回教）原教旨组织串联，成为培植疆独生力军的大本营。这种情况恰如巴基斯坦经文学校林立以后造成的恶果。维族年轻一代终于同老一辈在文化传承、民族意识上打成一片，酿成了恶果。

　　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种族多样化与民族融合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民族融合或称同化，固然需要循序渐进，毕竟也需要正确的政策导向；否则，非主流文化势必挑战主流文化，“大熔炉”难免沦为“大拼盘”，进则不利于一个大国的崛起，退则难免绵亘不断的民族骚乱。

　　1994年，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提出了“美利坚契约”，内容之一即强调如何快速同化如潮涌入美国的外国人。美国少数族裔同白人使用共同的语言、文字，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仅是肤色、生活习俗等，尚且感到民族同化的紧迫感。何况中国？

　　总之，民族融合可以视情放慢速度，或者改取曲折的途径，殊途同归，却切忌走回头路；否则，缺乏历史视野，一时兴至，决策时未经深思熟虑，势必祸延后代，来日大难。

　　展望新疆治安前景，令人深为警怵。原因是时代不同了，时迁势移，过去能够采取的强硬政策，现今形格势禁，再也不具备可操作性了。前述近因犹可通过政策调整，予以弥补，而远因则已经在维族年轻一代中风行草偃，形成根深蒂固的对抗汉族的意识了。

综合治理，妥善协调

　　至于拾遗补阙，读者在日后北京调整政策时，不妨留意下列诸点：

　　新疆幅圆广袤，仅占面积3.5％的少数绿洲适于人类生存，聚集着95％的人口，人口密度已经接近内地省份。当地水资源严重匮乏，寄望于剧增汉人移民，以稀释维族所占比例，显然是不现实的，大量涌入的新移民反而会与原住民争夺资源，激起直接冲突。进行政策评估时，还是要另觅途径。此其一。

　　疆独势力是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当局实施必要的打击是需要的，不然，仇恨的种子已经播下，却没有留下震慑的印象，那是最危险的。然而，如果汉族把维族普遍当作防范对象，此风不煞，失大于得，最终必然会把维族的主体推向敌对势力。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愚不可及。此其二。

　　举世滔滔，欲求民族融合，谈何容易。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不仅适用于应对国际争端，也适用于打击国内分裂势力。在现阶段，没有切身感受到的高压，甭说胡萝卜，你给巧克力，对持有疆独理念的维族人也没有吸引力；可是你持有大棒在手，给了胡萝卜，这些人也能勉强接受。

　　今后，能做到维族的主体对中央出台的政策犹存观望态度，还愿意继续等待，就不简单了。过渡时期之后，彼此就能做到相安无事。说到底，民族、宗教纠纷的本质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北京在调整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政策时，看来重点还会放在政治、文化上，这样收效比较显著。此其三。

　　总体说来，对待民族骚乱，自然要强化“软”、“硬”两手，双管齐下。然而，在“软”、“硬”这两手中，每一手也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妥善协调。即如内地省份去新疆招工，稀释当地失业率，本是一条好政策，也要做好协调工作，以免后遗症丛生。这不是可以草率了事的。此其四。

不能孤立看待突发事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个正省级行政单位，职工和家属240万人，绝大多数是汉人。兵团所辖团场散布各地，自成体系。只要兵团不垮，北京足以在新疆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职责。在疆独势力及其国际支撑者的心目中，兵团的存在和运作是最大的忌讳。

　　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自然不甚适应市场经济，近年“屯垦戍边”的作用日渐式微。然而，北京赋予兵团的使命是巩固国家主权。既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何动辄用市场经济的标杆去衡量兵团的作用呢？以色列政府尚且倾力支持犹太移民在新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兴建了200个定居点，寸土不让，并不认为需要将市场经济适用于移民定居点。何况，兵团在新疆设立并运转达半个世纪已经是个既成事实。所谓兵团以维护国家主权为由，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无法以开放的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等说辞，缺乏起码的历史观和当代国际政治常识。自坏长城，糊涂之至。此其五。

　　目前莫斯科处理本国民族纷争自顾不暇，而华盛顿视阿富汗、巴基斯坦为主要的周旋方向，都无意在新疆趟浑水。今后就难说了。估计北京会打这个时间差，放手去做该做的事。此外，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改善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一旦两者关系获得改善，迟早会对北京在新疆的施政大计产生影响；这个趋向惹人注目。此其六。

　　新疆同八个邻国接壤，其中五个是属于突厥民族的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又通往稍远的伊斯兰世界，背后又是别称“世界突厥人祖国”的土耳其。新疆有六个少数民族跨界的邻国就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其中五个少数民族也操突厥语。受到疆独思想浸润的少数民族人士谈起伊斯兰世界对自己的支持时，往往眉飞色舞，喜形于色。基此，新疆民族骚乱发生时，往往同外部世界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孤立地看待突发事件。此其七。

　　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