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改革开放排头兵不易为

(2012-01-03)

北京特稿

广东重庆系列

“2007年汪洋刚来的时候就提出‘解放思想’，最近内容才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中国的发展除了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对内、对自己的人民、对社会开放。”

　　广东资深媒体人笑蜀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改革意识评价颇高。他认为，广东近期的新政切中了中国问题的根源——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片面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导致社会成了牺牲品。今天社会治理几乎全面腐败矛盾深植，根源就在于社会领域的功能弱化。

　　因此，需要把社会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让社会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开放社会组织。

公民结社有理，示威无罪

　　笑蜀说：“如果真正可以落实，贡献不亚于32年前广东改革开放领全国之先的意义。广东将再次奠定它作为先锋的地位。”

　　这番评论反映了一个现象：广东再次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寄予希望的改革开放排头兵。此时，广东的改革精神不是体现在开辟经济特区的勇气，不是大踏步加速市场化改革，也不是“腾笼换鸟”的决心，而是推进较深层次的行政与社会体制改革。

　　去年11月22日，广东省宣布2012年7月1日起放低社会组织的注册门槛，公益类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不再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除了法律法规规定的前置审批外，直接到民政部门申请即可。

　　事实上，11月18日广州市曾发生一宗罕见的事例。花都区数百名民工上街游行讨薪，当局不仅没有驱离，还派警车沿途开路护航，公交巴士为此改道。

　　按照中国官方的固有思维，民众示威游行是对现体制的挑战，有损社会主义国家形象，花都事例反映出广东“维稳”思维出现关键转折。与原来信奉“刚性维稳”相比，广东正探索“弹性稳定”的可能，即存在公民博弈，有公开利益抗争的稳定。政府不直接介入纠纷，而是扮演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广东去年七八月间新设由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兼任主任的“社会工作委员会”，朱明国最近评论乌坎事件时提出“要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这些都展示了广东高层对社会“放权”的思路与准备。

　　至于“刚性稳定”——没有公民群体维权抗争的“零博弈”稳定，据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肖滨看来，广东改革不是近期才有，也不能只归功于汪洋一人。不过这几年确实“亮点”不少，包括佛山市顺德区的“大部制”改革（打造有限政府）、“网络问政”的民主实践，预算监督法制化、也包括在东莞、佛山等展开“强镇扩权”基层行政改革。

改革“杀出一条血路”的

风险和局限

　　肖滨将中国权力格局比做鸡蛋，核心部分——“蛋黄”是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不能动的；“蛋白”是现有的组织架构，是“蛋黄”的保护带，也不能轻易动。

　　在“蛋白”与“蛋壳”边缘地带寻求松动空袭，或者说在列宁主义一党执政基本原则刚性不变的同时，适应时代需求展现弹性，构成30年来中国政治演变的主题。“广东模式”的特点在于它展现的弹性更多，而且正朝向国家、市场与社会三元结构良性互动的格局过渡。

　　吊诡的是，被知识界认可的改革探索，当它从理想走入现实时，却伴随着重重风险。2011年以来广东负面新闻不断，接连发生的增城骚乱、“小悦悦事件”，“乌坎事件”、汕头示威。它们非但没有彰显“广东模式”的优越性，反而像是对知识分子理想的嘲弄。

　　以“乌坎事件”为例，尽管广东省委与民众对话，和平解决争议的举措受到右翼知识分子盛赞，《人民日报》也肯定“乌坎转机”。但知情者告诉本报，这对汪洋的仕途是有害无益。所谓“弹性维稳”是知识分子式的理想；如果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从现在一直持续到今年十八大，尤其是一旦出现失控场面，包括“广东模式”与汪洋本人的晋升前途都可能被当掉。

　　改革理念与复杂政治现实的错位与落差，这是广东改革面对的两难处境。中国高层承认社会进入“矛盾高峰期”，但是当公民博弈真正公开化、多元化时，高层能否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届时，整个体制的改革决心与能量都将面对考验。

　　也有观察人士以抱憾的语气私下评论说，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相比，汪洋更具有现代政治意识，他的理念对精英有吸引力，普通民众却不堪了了；在改善直接民生的力度方面，也有不尽。

　　“比如说（汪洋所提出的）‘幸福广东’，那是个上位概念，说一万年都没有错，但是‘幸福广东’下面还要有具体提法，需要一些中层概念，比如说‘均衡广东’，要说一些老百姓听得懂的东西。”

　　对普通民众而言，不论“广东模式”或是“改革”都只是抽象的概念，他们更能看得见的是柴米油盐价格，房价物价走势。现实中，广东面对着社会失衡，社保相对薄弱等现实问题。这里是中国“三大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最严峻的省份之一，腐败问题没有真正被遏制，一些地区权力部门也依然傲慢，对公民权力继续漠视。像今年深圳为迎接大运会，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讨资，并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就引起强烈质疑。

　　同情者认为广东面临的麻烦，其实是中国多年矛盾积累的集成，问题的根源也在于原有的发展方式与改革的不彻底。“广东模式”既代表了的中国30多年发展的成就，也体现了体制性积弊。广东当前的经济社会矛盾，其实是内地同类问题的率先爆发。从这个角度看，广东身负重任，不论是产业转型升级与社会体制改革方面，它都努力表现出“排头兵”的前沿作用。

　　作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嫡系的共青团系大将，当汪洋2007年从重庆转到广州，据说是带着“尚方宝剑”赴任。至今他所提出的口号、经济政策以及行政、社会体制改革，基本不脱胡温体制与邓小平的路线。

　　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最终过渡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右翼知识界对“广东模式”的最乐观期待。在一定意义上，在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环境下，上述愿景维系着知识界对现体制的信任。

　　但上述探索，也不得不与急遽变化的社会形势赛跑。改革是火中取栗，过程充满风险，然而不改革的风险更大，所以支持者们呼吁对改革给及更多宽容。

　　如果广东“改良式的改革”不能为未来提供答案，是否更激烈的社会运动将不可避免？或者另树一帜的“重庆模式”将理所当然地胜出，它又意味着什么？

　　能够肯定的是，无论如何，“蛋黄”是不能动的。

（五之二）

*hanyh@sph.com.sg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