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治理 多元不怕“试错”

(2012-01-09)

　　在重庆，尽管许多民众对民生的改善心存感激，但红色文化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广东虽然再次确定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美名，但是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始终是主政者面临的政治风险。著名学者萧功秦考察重庆后，撰文呼吁各界将广东与重庆的探索，理解为中国地方治理中“自主试错”与“多元试错”的例子。

　　“重庆模式”提法的来源，并不是哪个学者或者官员，而是首见于香港《亚洲周刊》的专题报道。

　　2009年2月，在全球金融危机深化期间，《亚洲周刊》资深记者纪硕鸣发表文章将“重庆模式”形容为继广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上海浦东发展等模式之后，中国“经济反攻”的新路径，改变了中国原有以投资及出口拉动经济的粗放模式。

　　文章中，作者介绍了重庆统筹城乡，照顾民生的工作，但彼时“重庆模式”更多被描绘为展现高度经济理性的发展模式。而作者的主要理据，就是当全中国为“保八”（8%经济增长）内心打鼓时，重庆的增长目标定于12%，高出全国目标4个百分点。

　　这个词汇很快被中国媒体、学者援引使用，甚至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010年在重庆参观过惠普笔记本电脑工厂后，也要求“好好研究一下‘重庆模式’”。

　　各人眼中的“重庆模式”却各有不同。长期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2010年5月到重庆国资委挂职一年，实地考察了重庆的经济模式。在崔之元看来，重庆让国有资产增值，使之发挥“第三财政”的作用，再将国有资产收益用于民生，而且让政府有足够财力长期维持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低税率（15%）。崔之元认为，在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市长黄奇帆紧密配合形成的“重庆模式”，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合。

　　随着时间推进，“重庆模式”超越经济的意义日益凸显。2011年初，由学者撰写的《重庆模式》问世，将“重庆模式”提升为包含反腐、价值重建、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元素的执政模式。

　　在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笔下，“重庆模式”内涵包括：打黑除恶，弘扬红色文化、内陆地区大开放战略，城市环境建设、统筹城乡、公有制、民营与外资经济并重、民生导向、创新党风等。

　　这些措施的独特性以及相随而来的争议，加上重庆市本身的大力宣传，使“重庆模式”一时成为舆论热点。不过，这对重庆市领导来说，结果是一把双刃剑。

　　在中国改革出现停滞、民间“反改革”声浪上扬的近年，重温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的“唱红”、铁腕打黑，以及中共再次均贫富的暗示，受到质疑改革者的支持，又激起了另一些知识精英的疑虑与反弹。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肖滨今年中受访时就指出，“重庆模式”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

　　肖滨认为，“唱红”在精神基调、哲学基础或价值内涵上，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紧张与对立。另有更尖锐的批评者将“重庆模式”解读为强人政治，一朝强人离开，人走茶凉。

“广东模式”

后发制人？

　　作为一种媒体话语，“广东模式”诞生的时间显然早于“重庆模式”。但与“重庆模式”一样，“广东模式”最初也是以经济概念的面目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广东模式”的政治含义被学界重视，正是“重庆模式”话题被炒热的结果。

　　“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被舆论打造为对立的两种治理模式，这与近年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左右争议激烈，大家都力图寻找“政治代表”的需求有关。当然，渝粤两地一把手的不同治理风格与出身背景（团系vs高干子弟），加上他们同为下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热门人选的竞争关系，也给了外界不少遐想空间，为两个“模式”争妍斗丽的话题增添柴火。

　　两地领导人的公开发言也曾明显“撞车”。2011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全会的一场分组讨论上，提出“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是重点”，恰恰与薄熙来强调分蛋糕与做蛋糕同步进行的言论大相异趣，让外界解读出两人互别苗头的信息。

　　也大约是在那时期，广东省领导人以更突出的姿态展现改革意志。该省在7月底8月初前后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由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兼任委员会主任，为广东改革社会管理体制铺路；11月，该省宣布从今年7月开始放低社会组织的注册门槛。

　　在上周的省委全会上，汪洋频频发出吸引媒体眼球的政策宣示，例如广东要放弃GDP导向，加强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建设；将深圳、顺德的行政体制改革试点经验，逐步扩大试点到全省各县；直指既有利益格局是改革的阻碍。

　　汪洋发功——这个信号清晰而明确。即使在12月中旬，广东一度因“乌坎事件”而显得狼狈不堪，但它最终成功地转劣势为优势，“广东模式”支持者找到喧哗的理由，“乌坎转机”被盛赞为具有“时代与国家样本”意义。

重庆改善民生力度大

广东擅长抓机制

　　当比较“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时，不可否认“重庆模式”改善民生力度更大，在经济理念与顶层设计充满原创力，但在政治与文化建设上缺乏时代精神，而且让人有走回头路的感觉。据说，薄熙来本人也感慨，重庆做了很多事，但“最缺的就是理论”。

　　反之，延续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广东模式”，则擅长抓大概念与机制，例如力推经济转型升级，行政体制改革、社会建设，在改善民生用心程度与效果却远不及重庆显著。

　　在“左右之争”纷扰日久之后，近期知识界里“超越左右”的努力正在提升。著名学者萧功秦去年11月考察重庆后，近期撰文呼吁各界将广东与重庆的探索，理解为中国地方治理中“自主试错”与“多元试错”的例子。

　　人们也注意到在12月的重庆市委全会上，薄熙来不再高谈“唱红打黑”，宣布走民主与法治的道路。

　　这究竟是由于中国政治思潮固有的钟摆效应发挥了作用？是舆论压力促使官员的思维改变，还是由于中共内部在7月前后发生了不为人知的的变化？答案可能是上述三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可以肯定的是，在重庆，尽管许多民众对民生的改善心存感激，但红色文化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这几年大规模试验的最大结果，就是证明以革命意识形态统领人心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广东虽然再次确定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美名，但是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始终是主政者面临的政治风险。

　　这一切，都让人不由想起孙中山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尽管曲折与反复总难以避免，但是中国的转型总要回到对外、对内开放、尊重个人权利、提升治理能力，推进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32年不乏波折的改革开放征程，以致更长的中共建国62年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hanyh@sph.com.sg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