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达：中国式悖论与困境

(2012-02-03)

伟达

　　新年伊始，有关于中国的两大观察。首先，据国际权威统计，中国大陆成为财富成长最迅速的国家，10年间人均金融资产成长5倍，截至2010年中国富人人数已占全球四分之一。另外，有越来越多家庭跻身中产阶级，在不包括日本的亚洲已达约2.2亿人，其中超过一半居住在中国。

　　譬如刚刚过去的圣诞、春节期间，据报道中国人在海外消费约达5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笔者刚刚去过夏威夷，那里的不少酒店和度假村都为接待中国游客，出台了专门举措和优惠。

　　另一方面，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眼下似乎正处于下降期，而且情况在变糟。中国领导人担忧他们可能面临类似“阿拉伯之春”那样的社会动荡。中国官方当然是一如既往地对此加以反驳，并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经济发展成绩，笔者认为应该取双层的视角。首先要切记中国的起点很低，普通民众在30年前根本就缺乏正常的经济利益和生活。通过改革开放，目前不少中国人开始大步赶上来了。再者，执政党和政府的核心政策是稳住阵脚，少折腾多发展。应该说这种政策取向，与中国当前的总体状况还是基本相适应的，因为一个自19世纪末以来就饱经内战和外侮的国家民族，改革开放加修养生息确实是现实的明智选择。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不是单纯的经济社会，还要不断追求文化、形而上，和治理方式上的优化。随着一个社会经济实力上升与中产阶层的增长，自主发展诉求和公民意识也加速成长，边出声边发财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渐成潮流。但中国政府对这种趋势似乎有些忐忑不安，情急之下甚至还诉诸更严厉的管制和封堵。

　　搞“闷声大发财”恐怕并非长远之计。这其中的一个重大副作用，是道德与文化上出现真空和畸形，腐败及特权由于缺乏监督更加肆无忌惮，最终甚至会弄得人心向背，葬送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中国历史上已有清朝末期“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前车之鉴。

　　中国最高领导层其实也看到了这种危机，目前主张繁荣自身文化以应对外来的异类影响。但繁荣自身文化，如果不是靠提升整体社会环境的自由及宽容，而是试图以官方文化来主导公民和民俗文化，就颇有舍本求末，束缚发展的倾向，最终结果将适得其反。

　　一个社会如果正常言论出不来，官方言论又缺乏说服力，那么就经常会导致低俗言论跳出来哗众取宠，以求一逞。譬如最近中国大学有所谓“教授”不断对广东以至港台发出赤裸谩骂，难道大学师资就这个档次？退一步论，怎么不见其对身边时有发生的腐败滥权，民生事故也发出抨击？

　　至于中国式悖论与困境是高速发展中的问题，还是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结构问题，明眼人想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从深层来讲，这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化道路上最艰难的障碍。古典封建政治讲究占山为王，与民众没商量；而现代国家治理主张契约政治，与民众好商量。

　　所谓契约政治并不复杂，其实就是从制度而非口头上落实“权为民所赋”，即上台执政的党派及个人，必须事先与人民有一个法律承认的约定或合同，以确保其执政期间最大程度地按人民的意志和意愿行事。如果出现违约，就应有相对的惩戒措施。再者，凡合同都应具备有效期。合同到期后，人民则有全权决定是否续约，还是另请高明，这乃是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所在。

　　至于契约政治的具体实现路径，没有必要照抄他人，完全可以独辟蹊径。有了契约政治就可以和平合理地运做，否则就难逃古典式的治乱循环怪圈。目前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不过是中东地区试图走出传统治乱怪圈的最新尝试。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