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友兴

　　中共政治局成员地方领导过半是十六大的一个特色，有论者说地方官员是这次十六大的“大赢家”。作者认为，让有潜质的官员主政经济发达的省份，以取得经验，对于未来升至中央，主管全国大局是相当重要的一步。

　　有心人已经对中共十六大当选人员（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就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省籍等作过统计。比如，据统计24个中共政治局委员中，浙江省籍的人数最多，有4 人，其次河北有3人，如此等等。中共政治局成员地方领导过半的确是十六大的一个特色，有论者说地方官员是这次十六大的“大赢家”。更引人注意的是浙江、江苏、四川、湖北、新疆的在任领导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按中共权力分配的惯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山东、广东等是当然的单位，而浙江等地方通常不是由政治局委员担任书记的，这次的当选是过去所没有的（四川在重庆没有分开前曾经有过政治局委员的历史），尽管浙江、江苏、四川等任内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可能会到广东或山东或中央履任。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进入政治局？搞清这个问题也许有助于了解、分析中国高层人事的升迁、变化和新领导人的工作重心。

经济政绩导向

　　十六大前不少人看好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和河南省省长李克强等，认为他们俩进入政治局的可能性很大，甚至有人还说当时的福建省长习近平有可能荣升为政治局常委。但是，他们都没有如愿进入。而浙江与江苏两省的在任书记则入主政治局。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曾经在江泽民2001年的“七一”讲话前发表文章，反对私人企业主加入中共，认为让资本家入党是错误的。但是，在不被人们看好的情况下，他在十六大时当选政治局委员，原因虽与他事后作了补救或许有一定的关系：坚决拥护“七一”讲话，但主要的恐怕还是与浙江的经济成就有关。在张德江主政浙江时，浙江可以说是全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省份，从“温州模式”到“浙江模式”再到“浙江精神”，大有推向全国之势。

　　江苏也是中国经济强省。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入主政治局也是地方经济成就使然。江浙沪三地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三地地方官员主政地方大局的经验对于中国今后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高层，也包括地方的权力人事变化越来越与政绩有关联了。尽管有传媒已说张德江要调到广东主持广东事务，因为广东是传统上的中共政治局的当然单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 作者注：本文完成后的第三天，此猜测得到证实 ) ，但也说明经济成绩对于地方官员升迁与调动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人们可以问，为什么不让其他省的官员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然而再到广东赴任？ 问题就在这里。

　　事实上，2000年10月福建省长习近平调往浙江任省长就是一种信号了（作者注：本文完成后的第二天，得悉习近平荣升为浙江省委书记）。这有两种意思，一是张德江要调出浙江，并高升，否则习到浙江没有意义了，因为习在福建就是省长；二是习近平显然作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来培养了。像河南、福建的经济远远不如浙江，要发展谈何容易，也不容易做出政绩，而到江浙等经济发达的省区容易见成绩。更何况主政经济发达的江浙，取得经验，对于未来升至中央，主管全国大局是相当重要的一步；他们入主政治局，可以将其在地方所取得的经验带到中央，这对于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事业很有好处。

　　不妨再将视野转到东北三省。尽管官方一再宣传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但作为国有经济主要基地的东北三省，却没有产生一位十六大政治局委员。很显然，这表明一方面国有经济不再是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尽管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它依然居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经验根本不能成为领导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指导，更何况国有经济困难重重，何时有一个好的前景谁也心中没数。自然地，东北三省的地方官员就难以进入政治局委员人选的视线里。

战略地位的考量

　　新疆书记王乐泉、四川书记周永康在十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显然与这两省区所处的战略地位有关，前者与中国国家安全有关，后一个与“西部”开发大战略有关。中共历史上以往新疆在任书记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记录。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中亚地区国际势力格局的根本性变化，新疆对于中国的区域安全的重要性骤增。将新疆的封疆大员升为政治局委员，就是向世人说明中国反对新疆分裂、打击分离主义、反恐怖主义的坚定立场，以及中国对中亚战略意义的高度重视。这一点应该说很好理解的。此外，新疆在中国西部开发中也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十六大让四川省委书记重回到政治局，表明成都对于中国“西部开发”的重要地位。有学者已经指出，从重庆的现状 (如从四川划归到重庆的不少是较为贫穷的地区)来看，它似乎不足以很好地担当起开发西部的重任，对于西部开发来说，具有战略性意义与地位的是成都这个城市。现在中西部经济依然相当落后，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很大，这不仅最终会制约东部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所以，西部开发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有论者说周永康将调到中央，同样的逻辑，也说明下面这一点：为什么不让其他省(如青海也地处西部)的官员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然而再到中央赴任？除了周本人与高层有着据说很密切的人脉关系外，成都是中国西部的重镇，四川在西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主政四川之经验对于将来升迁到中央，领导西部大开发是有意义的。

　　从十六大政治局委员的当选省区分布来看，我们也不难看出，未来中国领导人主政有两大重心：经济发展、国家与区域的安全。这应该也是海外观察家观察中国新领导人未来作为的两个重点。

·作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从事中国研究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