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慧玲

　　一位德国同行跟我们描绘十六大开幕当天，无论是中央电视台或地方电视台都在播放赞颂十六大的镜头。她还模仿了一家地方电视台穿着大红外套和衬衫，打着白色领带的主持人讴歌十六大，之后受访的民众，农民也好，学生也好，都在讲着那一套总书记报告中的话。对于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她觉得不可思议，啼笑皆非。

　　其实她是没有恶意的，她不是没有看到中国的发展。而且，她还努力地与电视媒体的同行们合作，希望德国民众对这次大会发生兴趣，或者更准确地说，希望他们留意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只不过当电视上一个小时的新闻都在报道代表们如何拥护总书记报告，重复着相同的内容，受访者都讲得自己多么心情澎湃，单一的表述和呈现，开始让人不禁要问问自己，从电视上、报纸上听到看到的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为了形式。为什么需要把这么多资源花费在做这些事情上面？为什么中国已经开放了、进步了，还在搞这一套？

　　我和CW这几天还去听分组讨论，听多了彼此谈话时也总是故意引用了“三个代表”、“团结在党中央”。但是嘴里这么调侃，头脑里有着类似的问题，我心里又不得不存有体谅。看待中国，总是需要看到它的大，总是需要把它放在时间长河里，总是需要等待，总是需要告诉自己急也急不来。

　　一个中国朋友说，你们从外面看，好处和价值就是有自己的角度，不会整个人被这里头的东西吸了进去。不过，另一方面也得把自己又放到这个空间里来，才会了解中国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在饭店里，整个晚上都没有关电视，睡觉前和睡醒后，都是看到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命运如何改变的人物故事。我想到昨天锐鹏报道写的民营企业家邱继宝。

　　邱继宝15年前是个农民，当过补鞋匠，后来在台州创办了家庭作坊式的企业。1988年秋天，自己用肩膀抬着第一台标有“飞跃”标牌的缝纫机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却因为没有名分而被挡在门外。结果呢？他带着缝纫机翻墙而入，被保安人员发现，罚款50元人民币，还罚站半小时。在十几年间，他成了记者们争相采访的新闻人物，据说每年为中国创汇6000多万美元。

　　邱继宝以此说了一段有意思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阀门一旦被打开，横亘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那道“墙”，必然要被历史的洪流冲垮。他的那堵“墙”现在早已翻越过去了。

　　类似这样的故事多得多。那一两代中国人的经历，我们这些外面来的后生听了知道了，但是其中的心路却不一定能够体会，甚至也是无法想像的。他们难道不会比我们这些外国人碰到更多的问题？他们难道不知道所存在的许许多多不公平的现象、有待完善的制度吗？还有许多知识分子，是不是可以简单地概括说他们没有站出来挑战权威就是怯弱？他们难道不比我们更急于改变现状？

　　他们才是真正可以深刻地对比过去的人，他们也许看到问题，而且看到更多更清楚，但是他们也更能够领会一点一滴的改变。经验培养他们更懂得感恩惜福，锻炼他们的耐性，让他们相信中国的改变必须是一步一步的。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