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传炜（北京通讯）

　　江泽民在十六大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在海外引起不小的讨论，但在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眼中，把焦点放在这一问题上毫无意义：“最高领导人全退不全退有什么区别，全退了他就完全不管事了吗？”

　　真正让他担忧的是，中国在十六大新旧领导人职位交接后，可能又步入两个权力中心并存的怪圈。

　　“你看看中共1949年后的历史，只要存在两个权力中心的话，就难免会出现动荡。”刘少奇及林彪先后因为威胁到毛泽东的地位而死于非命，邓小平两次罢黜自己一手栽培的接班人，这些事件让康晓光感觉中国未来几年“保持稳定的希望很大”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他在北京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当名义最高领导人和实际最高领导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两个人对个别课题看法的不一致，很可能让决策层在重大社会问题浮出水面时无法及时作出反应。

　　“如果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是邓小平或赵紫阳其中一个人从头到尾说了算，当时就不会走到那样一个结局。你两个人即使平时关系再好，也不可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一致。”

　　其他人借机上下其手，又增加了两个领导人之间分歧失控的几率。“有了两个中心，底下的人就要打牌了。你对我不好，我找他去，整天就告你的状。”康晓光说。

　　尽管如此，他仍坚持，他对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和政治报告内容“总体评价很高”，尤其是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在今天的环境之下可以走到这一步，已经是最远的了”。

忧虑寡头政治的剥削

　　对于“三个代表”写入党章里，康晓光持着支持的态度，认为这“是对现实的承认”。不过他也指出，“三个代表”其实就是中国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知识精英（代表先进文化）联盟的政治宣言。对于精英联盟可能制造的寡头政治和对大众的剥削，他不无忧虑。

　　他给予寡头政治的定义是，几个有势力的集团垄断国家权力，然后借助国家权力，扩大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们观察一下南美洲、东南亚、南亚，甚至南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半生不熟的市场经济，权威主义的政府，还有统治集团与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勾结起来掠夺老百姓的局面。许多这些国家也有多党制，也有普选，和新闻自由及结社自由，但这些到头来还是为寡头服务。”

　　“既不自由也不公平”，他对这样的状况如此形容。

　　本来精英的团结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但在制度建设的缺位下，精英因为没有制衡机制而肆无忌惮的掠夺，所带来的不平等、腐败和贫困，将使深受其害的大众成为挑战稳定的最主要群体。为此，领导人就必须限制精英的既得利益，适当照顾大众的权利。

　　但康晓光进一步指出，这么做有很大的成本，要减少社会的不公正，无论是反腐败还是强化税收，都会影响中下级官僚和经济精英对现行制度的支持，从而破坏精英的团结。精英之间一旦出现比较大的矛盾，原有的精英联盟所带来的政治稳定就会受到打击。

　　那中国有没有办法避开或走出这个陷阱呢？

　　“从过去这20年来看，共产党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它能够根据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和压力作出调整，不断修正自己的政策。”

　　康晓光认为，像通货膨胀、东南亚金融危机、六四和法轮功事件，都比较好地得到解决，腐败的情况近两年也出现显著的改善，当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它实际得到的评价。

　　“对于未来是乐观还是不乐观，我不能有肯定的答案。你问，它能不能用权威主义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我只能说，按常理来看，不可能。但过去20年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它都做出来了。”他说。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