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传炜（北京通讯）

　　按中国共产党的语言，中共十六大前天“胜利”闭幕了。无论人们对“胜利”两个字如何理解，掌握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政治局常委会在十六大上大换班，7名常委当中6人因为年龄的因素退出，意义不能说不大。

　　就如十五大当时73岁的乔石退出政治局常委会，给十六大年迈的领导人不得不退下来的压力一样，现在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在健康良好的情况下急流勇退，对中国彻底废除权力终身制，促进最高领导人新陈代谢的制度化，肯定将给后来者留下深远的示范作用。从这个标准看，《人民日报》昨天的社论形容老一辈领导人的退出，表现出“高风亮节”和“远见卓识”，并不能算是过誉。

　　按一般了解，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十五大上曾达致共识，今后70岁以上者换届时将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也就失去了进入政治局的资格。如果照这个标准，在十五届政治局七常委当中至少4人得在十六大后退下来（即76岁的江泽民，74岁的李鹏和朱镕基，71岁的尉健行），70岁的李岚清处在退或不退都说得过去的边缘，李瑞环68岁，按理讲还能再任一届。

　　从李瑞环和李岚清这次也退下来，新政治局中年纪最大的罗干今年67岁来看，十六大似乎已把70岁的边界线进一步降低到68岁。据说江泽民曾感叹，中国最高领导人和美俄等其他国家元首比较，年纪高出许多。现在最高权力交接逐步实现制度化，负责第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年龄全面下降，对中国将来在外交上和其他国家打好交道，领导人之间建立私人友谊，相信将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凡事都有正反两面，领导人遵守严格的年龄限制退出政治局，取消了表面上的干部终身制，却纠正不了权力终身制的弊病，甚至可能增加老人政治的隐患。领导人年纪到了，都应该退下来，但如果是在身体仍硬朗、头脑还清醒的情况下退，将来难免出现经常还有人找上门来事事请教的情况。如果往坏的方面想，现任领导人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时有人找老长官告状，或老领导人耐不住寂寞喜欢事事指指点点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名义上退休的领导人继续发挥影响力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但一旦影响力过大，变成了所谓的老人政治，就肯定是弊大于利了。毕竟，老人政治问题主要还不是年龄的问题（虽然决策者精力的衰退将影响决策的质量）——格林斯潘今年74岁，仍被公认是美国联储局主席的最佳人选——而是一个破坏制度建设，权力和责任不协调的问题。

　　没有制度所赋予的权力而享有权力，就是破坏制度。退居二线的老人掌握实质的权力，就意味着本来应该掌握权力的名义最高领导人被架空，前者有权无责，后者有责无权，决策就很容易出现脱离现实，或反应迟缓被动甚至瘫痪的局面。中国在这个关节上吃过不少苦头，无需详叙。

　　追根究底，老人政治的根源在于权力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因为是自上而下，新人的位置是老人腾出来让予的，权力是老人赋予的，那新的领导人要饮水思源，要敬老尊贤，很容易就演变成老人政治。

　　如何确保不在其位者不谋其政，不仅不愿谋，而且不能谋的问题仍未解决。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废除最高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历史意义，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