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旭明

　　十六大今后将写进历史教科书中的一笔，是它允许民营企业老板入党；当民营企业获得政治上的认可后，在经济上会发挥更大的活力。作者认为，外商将来和中国企业打交道时，也许不仅要与经济权力周旋，还要与政治权力周旋，而迫使未来的外商，出现更多的“关系之王”。

　　海外投资者和企业家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热切关注着中国一个党代会的进展，因为这次会议肯定会维系着海外投资者几十年在中国投资的成果，还有今年投入中国的500亿美元的命运，以及将来应如何选择在中国投资的决策。

　　不久前，《国际先驱论坛报》在新加坡举办的名人演讲会上，主持人要求到会的商家（其中有许多西方人），举手自报是在哪一个年代去中国投资，结果，算起来上世纪90年代末去中国投资的人数，远远多出80年代。一项小小的调查，说明现在的中国已经确定无疑地成为外商投资和关心的热点。

　　十六大中，一如人们预期，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终于走向前台，现在要问，新人将为中国和外国投资者带来什么样的前途，它会是一条玫瑰之路吗？

海外学者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与海外投资者的热情相反，一些海外学者并不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近来惹眼的有中国即将崩溃论，罗奇的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戴维拉居（David Lague）的中国银行系统走向毁灭等。相反，十六大传出的却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状况是好是坏，胡锦涛到底接受了上一代领导人什么经济遗产？

　　从坏的方面说，新一代领导人仍然面临通货紧缩、银行巨大的坏账、高失业率、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等等棘手难题，这些肯定是他们所承接下来的“负遗产”。

　　但上一代也留下一笔巨大的优质遗产，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中途，效益正在改观；这些年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在提升；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也做的相当成功，后发经济优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冲劲；更多熟悉经济管理的精英进入了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其中包括长期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吴邦国，有丰富经济管理经验的温家宝。

　　十六大也规定了新的领导人将来要达致的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据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做法和经验，领导人的政绩一向与是否达到这类目标有联系，这决定着中国未来经济的趋势和走向，用经济学的话来说，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增加，仍然是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所以，新一代领导人任重道远，走的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玫瑰之路。

　　好在十六大激发出了未来经济发展中的活力，即民营经济在政治上获得了公平对待。为极力发展民营经济消除了障碍，这是中共承认现实并且顺水推舟的选择，如罗冰所说：“江泽民允许资本家入党，既有实用的一面，也有被迫向现实低头的一面。”因为不少高级干部的子女也在经商，难道要将他们排除在共产党之外？发展民营，已经成为惯力。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就是退出原有的许多领域，让位给股份制企业或私营企业。

　　对于外资来说，未来中国投资和经商的环境，在中国的经济“遗产”当中，即在银行危机、通货紧缩，权力腐败等等当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呢？

　　海外刊物如《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的最新几期谈到中国银行坏账时，都引用了同一个模糊数据，即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不过，这些学者的结论却有所夸大，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并不为今天才有，改革之前就已经有之。

中国银行坏账是否导向“毁灭”

　　拿中国四大银行来说，许多坏账出自改革前和改革中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曾经说过：“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因社会间接融资比重大，企业资本金不足，企业破产、损失成本很大程度由银行承担。”

　　虽然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银行有国家信用来保证。但主要并不在国家的信用，社会经济改革的成本，有些是不能由银行来单独承担，必须由政府来解决，支付改革的成本，所谓银行坏账，说到底是中国全社会的坏账，是中国政府的坏账。

　　最好的解释是，目前中国政府和银行是在联手采取方法，如设立资产管理公司，消化掉历史的“遗产和包袱”，此外，中国的商业银行是有盈利的，银行职工也是中国收入中较高的一群。还不至于立即“破产”。

　　至于中国银行资本金率大约为6.32%，不符合巴赛尔规则的8%的要求，中国四大银行普遍希望通过未来上市，提高银行资金的比例来解决。

　　另外，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已经分开，商业银行没有义务为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的比例在增加，尽管比例还不是很大，但是随着中国股市和债市的扩大，企业对银行的依赖性会比过去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根据世贸要求，外国银行将在几年内大举进军中国，在他们为中国居民和企业提供存贷款服务后，就算是一两家中国银行出现危机，也不至于影响到整个中国经济，而外国银行的进入，还将迫使中国的银行与其竞争，增强管理。

　　中国的通货紧缩也不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物价虽然在下跌，但是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却在增加，我认为中国物价下跌是相当正常的现象，当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商品供过于求的时候，物价应当下跌，这样全社会甚至进口中国产品的国家，会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换言之，人们总不至于愚蠢到只满足于中国纸面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的数据，而不愿意得到到手的成果。

腐败和高交易成本经商环境

　　外商仍然要周旋于中国的腐败和高交易成本的经商环境。经济增长是自由的结果，在历史上，十六大今后将写进历史教科书中的一笔，是它允许民营企业老板入党。当民营企业获得政治上的自由后，在经济上会发挥更大的活力。

　　但是，这些年来，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将政企分开，但是，由于许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的老板在共产党内部担任重要职务，更多民营企业老板进入共产党基层领导地位，政治和企业的关系会变得更加模糊，今后会滋生出更多人利用权力换取金钱，或用金钱换取权力。

　　当一家外商将来和中国某家企业打交道时，它也许不仅要与经济权力周旋，还要与政治权力周旋，而迫使未来的外商，出现更多的“关系之王”。自从朱镕基担任总理以来，中国政府在惩治腐败方面出了重力，但至今在制度、法律和舆论方面还没有保证可以将腐败降低到最低限度，新的领导人在人格上是否如朱镕基一样有打击腐败的雄心壮志和魅力，还有待历史证明。

　　不过，总体而言，只要由此负面遗产没有吃掉未来继续改革的成果，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就是在进步，国外投资者的环境就是在改善。对此，人们既不应过于悲观，也不应过于乐观。

　　现在的中国，主要不是中国的体制来渐进地改变外来的企业，而是外来的企业和制度渐进地改变中国的企业，而中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它也只能这么做。

·作者是《联合早报》财经组执行级记者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