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盛

　　人们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西方国家中，政党竞选机器式的民主制度来看待中国的政治发展，或期待中国会走向西方民主式的社会。作者认为，过分地强调民主，有可能使中国再现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而过分强调集中，也可能使政治成为一小部分人内部的、不公开的秘密。

　　近期内结束的中国执政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终于向世人展现了酝酿已久的权力交接。在和平的气氛下，中国执政党完成了第三代领导人向第四代交接的过程，使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进入了新、老权力的过渡期。

　　犹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这次的代表大会确立了“三个代表”在中国执政党中的理论地位，使“三个代表”成为该党理论指导的一部分，以此给该党的性质赋以了新的定义。在十六大上，中国的执政党特别指出发展是三个代表的基础，提出要按照全面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理念治国。

经济发展是核心

　　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的首要、也是核心的问题都是如何发展经济。能不能把经济搞好，改善民众的生活，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是一个执政党能否掌握住国家政权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大事。

　　中国的第三代领导层给新一届领导留下的，不仅仅是小康的社会经济，或是耳目一新的城镇新面貌，或是其它有利于经济继续发展的硬设备。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所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外国企业已经把中国作为必须投资和必须打开的市场，而且正在把中国逐步变成世界的工厂生产基地。第四代领导再也不需要像前几届领导人那样辛辛苦苦地跑到国外，利用各种机会介绍和宣讲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潜力和能量了。只要中国不出现大的动乱，“世界工厂”的发展趋势只会越来越强，生产链上的各个环节都会被吸引到中国建立生产和销售的网点。

“世界工厂”的利与弊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给中国带来了技术、就业机会、新产品和税收。由此产生的新生企业也将逐步地弥补中国国有企业萎缩所造成的经济空缺。然而，“世界工厂”也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困扰和若干难题。

　　短期内，中国将面临如何发展中国自己的企业，使之成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具有竞争力的对手。可是，如何定义中国自己的企业，将是一个日益复杂化的问题。按常理讲，中国自己的企业应当是中国的国有或私有企业。但是，随着外资的大量介入，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由于合资、及外资股份的投入，使得区分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区分中国自己的企业和他国企业的目的，不是要给中国自己的企业施以特殊的优惠政策，而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以美国为例，有些企业，如电话公司，由于这些公司掌握美国通讯的干线和设备，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美国有很严格的规定，轻易不允许外国公司占有股份。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向“世界工厂”前进的步伐越大，与世界经济绞合在一起的程度也就越紧密。在人类的近代史上，经济的周期性发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高消费、高速度发展的阶段过后，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调整。高速发展阶段的时间越长，经济攀升得越高，调整期的时间也会相应加长，调整的程度也会相应加大。因此，未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不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到增加生产能力的一个方面，同时要严格注意世界各大市场需求的动向。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基地必然会受到反向冲击，被迫进入经济调整期。

经济刺激政策与税收

　　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在基本建设上花大本钱、下大气力地投资改造城市建设。海外学人回国探亲，无不为中国城市几年变一个样而惊讶不已。众所周知，利用赤字型的政府开支刺激经济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可能长时间、无限制地使用下去。中国第四代领导人面临着一大挑战，就是能不能逐步地把政府投资减下来，让经济体系进入自我运转之中，而又不会使经济下滑。税收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政府预算中赤字的大小程度，而且也是调节贫富差别、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中国现在面临着能不能按照既定税收政策，把税征收上来的问题。最近抓和严查了几个巨富，对遵守税法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但是距离人人都自觉遵守税法还远远不够。

　　依照税法惩治偷税、漏税的人和企业，甚至利用税法惩罚从事不法经济活动的人或企业，都是有必要的。但是，税法本身具有两面性。合理有效的税法将鼓励人们守法，并继续积极地创造财富。而严格执行缺乏一定合理性的税法，可能会挫伤人们遵守税法定自觉性，或者想办法偷税、漏税，更严重者的将是放弃创造财富的愿望。

　　因此，中国也有必要认真考虑税收政策的合理化、一致性、和可遵守性等问题。据报道，中国个人所得税不是采用累进式的纳税方法。一旦个人收入超过了最高限，所有的收入都要按照最高税率缴税。另外，在公司税收法上，也缺少明确一致的规定，使企业难以遵循。为了照顾到个人收入的隐私，中国有必要考虑提供个人不需出头露面，就可以按期按额纳税的方法。

中国政治发展前景

　　中国执政党的十六大继续沿着，横向全面、代表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精英治国、建党的方向前进。为此，该党要用新的理论支持和扩大社会的代表面，以及积极扩充吸取精英的范围。这与其他国家采取的多党垂直代表其相应的社会阶层的个体利益，通过政党竞争赢得执政机会的治国的模式是大不相同的。中国执政党这种政治方式，与中国历史传统中打江山、坐江山的模式相适应。只要能广泛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政通人和，社会经济发达，官吏公正敬业廉洁，不大腐败，老百姓安居乐业，执政地位就不会受到威胁。

　　因此，人们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西方国家中，政党竞选机器式的民主制度来看待中国的政治发展，或期待中国会走向西方民主式的社会。然而，中国执政党在今后，也有必要考虑改革其具体的政治操作方式和方法，使得民众能够在冷静、平和的气氛下，参与和表达个人对政策的意见，对政治领袖人物进行评价。过分地强调民主，有可能使中国再现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而过分强调集中，也可能使政治成为一小部分人内部的、不公开的秘密。如此下去，民众将对执政党、以及国内政治的态度由冷变凉，出现政党与民众脱节的现象，使中国执政党所希望达到的代表性打了折扣。

　　吸收和借用其他国家民主制度中有利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容，对促进中国政治改革是有好处的。譬如，增加透明度，增加舆论的有效监督，增加在制度的源头上防范腐败，甚至进行差额不记名选举等作法都可以考虑和提倡。在民众直选上，可以把前段时间试验的农村乡镇选举，扩大到更高层首长的范围。另外，逐步实行国务院各主要部门、及省一级地方政府正职首长政务官制，而副职首长以下政府官员实行业务官制。犹如过去中国大军区司令互换管辖军区的作法一样，政务官和业务官的分开，即可以避免封建式的地区性或部门性坐大，也可以保证政府职能的运转不因正职政务官员的替换而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中国执政党应继续创造一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作法。目前实行的硬性规定岁数、限制干部任期的制度，对保证干部队伍的流动性和年轻化就颇有进步的意义。

发展与腐败

　　发展是十六大的主轴，没有发展也就无法实现三个代表。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为动力的。因此，政府官员，特别是握有实权的地方政府官员有很大的积极性。正由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参与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所有与项目有关的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成了利益性腐败的直接对象，想不参加、或不受到腐败都很难。

　　而现在判定一个官员的政绩好与坏，是以经济发展的程度为指标，建了多少路和多少楼等具体指标为准的。因此，腐败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现象，要想彻底根治几乎不可能，只能适当地减少。所以说，今后中国如果揪出更大规模的腐败案例，或接二连三地把超级腐败官员送上断头台也就无需为怪了。

　　总之，中国执政党的新一代领导目前面临着许多问题，有些是从过去延续下来的，有些将是新时期、新情况下产生的。中国要想在2020年实现GDP再翻两番的目标，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是从未遇到过的大问题都可能出现，从而打乱这一理想性的部署。因此，我们期待中国执政党的新一代领导人能比前几届领导更有所作为，得到人民的支持，发挥精英层的智慧，取得政通人和，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新成绩。

·作者为旅美中国学者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