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将“三个代表”理论正式写入党章，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与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作者认为，在日益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共凸现出其民族性，这是它为生存与发展作出的战略性选择。

　　中共十六大在经济上的意义不能说没有，比如，提出到2020年社会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肯定了私有经济的重要地位。但是，经济上的意义不是主要的，因为中国现有的经济政策将会继续执行下去，是坚定不移的。

　　事实上不少分析家也主要从政治上来分析中共十六大的意义。那么，从政治上讲，十六大到底有何意义？就这次会议本身而言，我以为其象征意义多于实质，十六大的意义在于其象征性。也就是说，这只是一种标志，一种开始，代表一种方向，还不是已经有了根本上，即本质上改变了，不是表明中国政治体系的实质性变化。象征性可能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两个问题。

常规化与制度化

　　首先，权力交接的象征意义。不少人已经指出了，这次中共权力交接是1949年以来最“平顺”的一次，象征着中共权力以后的更替更加有可能“常规化”或“制度化”。

　　从中共的80多年历史来看，权力交接或变化总是有些“腥风血雨”，多次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一个明证，总是要经过激烈的“路线斗争”才能实现权力的更替或变化。不过，以西方民主社会来看，中共权力的变化或交接总是以非常规的方式或手段得以实现的。说中共十六大开创了权力交接的时代，也是有道理的，毕竟这是一次以平和的方式实现中共权力的新老更替，更何况这次人事更替幅度之大无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还是中央委员会，都是以往各届所没有的。

　　事实上，中共在权力更替与人员选拨的制度化建设上也不是没有做过努力，也不是没有建树的。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在非核心权力层的制度化与法律化建设之努力及其成就不能不影响到中共权力本身的运作。否则，这次“平顺”的更替是如何来的呢？“平顺”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一夜间就能做到的。 “平顺”足见制度化至少其协商机制已经有一定的建树了。

　　权力平顺交接的另一个象征意义在于，尽管一党制依然如故，但有变化的迹象在于，从一人超强、独大转向权力相互制约与平衡的时代。在中共历史上总是一人处于超然的地位（20世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具体说来，1949年后的毛泽东、邓小平，尽管其权力也有受到挑战的时候，但是，总体上说，他们的权力是超然的，起最终的决定性作用。但江泽民就有些不同，他的权力状态是这样的：一方面在中共权力核心层中他个人的权力是大于其他巨头的，这次中央委员会尤其政治局及常委的人事安排至少部分地能够说明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他并非一人独大，权力运作过程中受到极大的制掣，比如，政治局常委从7人增到9人也许就是一个例证，他的权力之大在于他有能力或权力起到平衡作用，这恐怕其他第三代领导核心人物所没有的或不能做到的事。所以，江说第三代是一个领导集体，也绝不仅仅是一个谦虚之词。

权力相互制约与平衡

　　有人说，江本人自觉自愿不求留任，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有人说他不得已而如此。我个人更相信后一种，而这对中国也更有意义，因为它表明，对于中共权力体系来说，江本人是一个过渡人物，他结束了毛邓时代一人独大的局面，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权力相互制约与平衡。当然，这决不怀疑江本人的道德情操，只不过，我以为重要的是依靠制度，而人是靠不住的，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伟人也会做糊涂事。

　　也有人说，从这次新的中共领导成员的构成来看，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技术官僚队伍的全面接班，比如，就知识教育背景来看，新的9个常委全部都是理工出身，有四人还是中国最高的理工学府——清华大学——毕业的。不过，中共领导层新人员的构成其象征意义，一是应以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所谓“技术官僚”，“技术”不只是理工，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如法律的、管理的，因此，二是“技术官僚队伍的全面接班”表明中共权力层进入职业化与专业化的时代，而在“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所谓的“四化”中，革命化已经失去其意义了，象征着“革命”的彻底告别与退位。

　　其次，“三个代表”理论和“资本家”入党的象征意义。中共十六大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将“三个代表”理论正式写入党章中，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与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对于“三个代表”理论，中共党内与党外争议不少，因为它涉及中共还有多少“共产党性”。不过，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共对20多年改革开始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种不得不作出的反应。

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

　　回顾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中共的意识形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早期的马列主义到毛泽民思想，再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再到“三个代表”理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后变化是不小的。但中共的文件或宣传总是说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从不说是改变或修正它。“三个代表”理论也不例外，这是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中共能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三个代表”。

　　另一个相关的议题是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所提出的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十六大的报告指出了“把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增强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次修正后的党章允许资本家或其他非工人、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入党。但是，其他阶层加入中共也不是首次，早期的中共党员又有几个是纯粹的农民或工人呢？

　　“三个代表”理论和私营企业主入党的象征性意义在于，中共力图淡化自身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多次强调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要从民族性或全民性中寻找其合法性。在日益全球化的情形下，中共凸现出其民族性是很有意思的，它有可能象征着在全球化时代里，共产党国家为其生存与发展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选择。

·作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从事中国研究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