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大多由技术官僚构成这一模式，早在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时就已成型。作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将成为新世纪中国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因而大胆起用和吸收学法律、经济等人文社会学科的人才进入权力核心就显得刻不容缓。

　　作为中共权力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次“扩军”，应是十六大的新意。九名政治局常委的学历结构均是学工科出身的这一现象，不知道又算不算是一种新意。其实，中共高层大多由技术官僚构成这一模式，早在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时就已成型。只不过这一次竟是由清一色的工程师闪亮登场，算是将这一模式推向了极致。

　　这与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大多出身于学法律、经济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我看还得从历史中去找寻答案。

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急于将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再加上毛泽东挥之不去的“战争”和“革命”的思维，使得他极为注重重工业的发展。

培养实用型的技术人才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水电、冶金等专业的工科人才成为急需。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报考工科或者理科院校，尤其是中共高干和中共烈士子女亦纷纷被送进国内或前苏联的工科院校深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即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正是这样一批学工科出身的“有志”青年和高干、烈士子女，日后构成了中共第三、第四代领导集体的中坚。

　　中共由一个“破坏”的革命党变成一个“建设”的执政党伊始，大量地培养实用型的技术人才无可非议，但中共的开国者们显然没有看到立国的根基和长远之道应是法律和制度建设，而经济建设之类的事情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去做。在这一点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先贤们做得近乎完美。而我们由于长期忽视法律和制度建设而使得法律等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人才奇缺，即使有一些也一直处于权力的边缘而显得无足轻重，最终被委以重任而走向权力核心只能是学工科的技术型人才。

　　其实，学工科出身的技术型人才开始逐步进入权力核心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标志性的事件应是学水利专业的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华国锋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之后邓小平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四个现代化仍然只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而忽略了制度文明的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相比固然也是一种进步，但政府显然忘记了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才是其所要关注的。

人文学科人才居边缘

　　在“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引之下，大量学工科出身的专业人才被重用、提拔而进入权力中枢。改革开放后，中共进行了干部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任用和提拔干部所秉持的“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原则，其中的“专业化”更多的是指掌握一定实用技术的理工科专业。当经济体制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法治建设依然步履蹒跚而难有进展的时候，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就只能是挤满了工程师们，学法律等人文社会学科的人才不得不再次居于权力的边缘。尽管有王沪宁等优秀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被权力核心青睐和重用，但最终不过是充当一个谋士的角色。

　　当然，我在此无意贬低学工科的而抬高学人文社会学科的。学工科的也好，学人文社会学科的也好，本身无所谓高低贵贱之分、能力大小之别，但确实存在着各有所长和各有所短。让学工科的去从政，不是用其所长，而是人才和专业的一种浪费。当然，我们亦不怀疑有些学工科的确有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如江泽民、朱镕基以及今天的胡锦涛。但一个国家长时间甚至发展到今天竟然由清一色的工程师执掌国家政权，这多少看起来有些不是常态。在这一点上，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

　　改革开放历程已经走了整整二十四个年头的中国，经济建设可以说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使改革开始缺乏后劲。已不容回避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无疑将成为新世纪中国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因而大胆起用和吸收学法律、经济等人文社会学科的人才进入权力核心就显得刻不容缓。

　　此次新当选的九名政治局常委，其中有四人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有人说这是清华大学的辉煌和荣耀。如果清华大学要续写这一辉煌和荣耀的话，正在朝着综合性大学迈进的清华应该是为未来的中国输送更多学法律、经济等人文社会学科的领导人。让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想这一天已为时不远了。

·作者在中国某大学任教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