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旭明

　　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三中全会于上星期六开幕，预订在明天结束。中国国内不少人对这次会议抱着很大期望，与此同时，国外一些重要媒体也密切关注着这次会议。

　　上一次对中国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中共会议，是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当时中国共产党决定放弃延续几十年的所谓“阶级斗争”，将工作重点全部放在现代化建设上，而且决定在今后几十年不回头。

　　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累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现在人们希望以党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 能够提出新的韬略，再出现激励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效果。

　　因此，尽管早在8月11日，由胡锦涛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定下了这次会议的基调，即讨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以及讨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但三中全会召开，意义可能不仅于此。

自由正从企业向个人扩散

　　自从中国不断地推进改革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从学术的标准看，中国的发展总体是健康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享受到了改革的福祗，改革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最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国的政治改革看起来进展缓慢，但是社会成员，或者作为个人的中国人所得到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选择的空间，近年来前所未有地在改观。

　　改革赋予中国人的自由，看来正从企业向个人扩散，相信最终会以某种形式扩大到政治的层面，例如胡锦涛可能先推行共产党内的民主，再扩大到社会的民主。

　　到了胡温时代，我们看到施加在个人身上的不自由在迅速地抛除，例如，结婚和离婚不再需要经过单位（服务的机构）的批准，上大学深造也不再需要经过单位的批准，人们也不再需要经过单位同意再申请护照，个人不久前允许去国外旅游。

　　英文的《中国日报》对此指出，新的管制更着重于权利赋予，权利或交还给个人，或公共权力受到更大限制。英国《经济学家》最近有文章指出，中国人现在在谈论，个人的角色正从“单位人”向社会成员转变。

　　虽然美国和中国对人权的看法争论不休，但是中国人的基本人权，或者民主社会所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即所谓的天赋人权，在中国多多少少是在逐渐地受到肯定。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活力最主要来自逐渐释放出来的企业和个人所获得的自由。

多元化带来社会结构性裂痕

　　但是，尽管中国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效，改革的负面效果还是令共产党感到相当的困扰。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的挑战，实际上要比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艰巨的多。

　　改革初期，中国已经认识到集权的弊病，因此在改革当中，政治上选择了走向了分权，此后加上经济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现在的中国，在许多层面出现了多元化的结果。对中国不熟悉的许多人，对此往往不理解，甚至将此视之为弊端。

　　首先是中央政治权力和地方政府政治权力出现多元化，当江西省副省长说，他们要通过完善法律体系来保护外商的权益时，我也曾经感到惊奇。实际上，他是指江西也有地方的法规和条例，此外还有地方政府设计的各种制度。这种多元化的不利后果之一，就是地方主义和保护地方利益。

　　其次是社会的多元化，如果要问，中国是一个穷国还是富国，中国人贫穷还是富有，中国人是聪明还是愚蠢，中国人是高贵还是下贱，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其实，中国既有腰缠万贯的富翁，也有失业潦倒的穷人，有的中国人在为外国人打工，有的外国人却在为中国人打工，社会就如如今中国人的服装一样，变得五颜六色。

　　总体而言，利益集团、企业和个人，今天都成了独立的“利润中心”，社会的权利在走向分散，而“利润中心”虽然带来了社会的活力，但同时也滋生了层出不穷，中央政府难以治理的腐败。

“全民的党”要弥补贫富差距

　　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也加深了许多层面的结构性分裂，比如，贫富的差距正在拉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现在舆论界还加上东北地区的差别也在扩大。中国一方面经济高速度增长，但是另一方面，能源短缺日益成为问题。

　　中国共产党明显地已经接受了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多元的事实，因为原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使共产党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全民党，而不像是仅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

　　因此，在接受这个理论之后，共产党必须解决多元化所带来的棘手问题，特别是要弥补和解决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别。

　　现在看起来，中国新的领导人深具某种特质，在扶持弱势群体上显得相当主动，无论是胡锦涛，还是温家宝，在温和的外表下，也都有亲民的美誉，特别是民众对有“平民总理”之称的、“性情中人”温家宝颇有好感。

　　所以，在中国走向快车道的时候，胡锦涛和温家宝可能更愿意，也更迫切地要求解决发展中的结构的不平衡问题。

　　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领导下，中国将来的发展，可能更具备人性，也就是更多地强调个人的权利，以及社会的平等。这也是领导人不得不屈从于社会的压力，也就是当效率解决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更多地要求公平。

　　相信未来10到20年，中国不得不倾注全力来解决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减少贫富分裂和地区分裂。

　　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正常情况向前发展，不出现突发的、意料不到的情况，则中国还会保持发展的活力。原因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活力来自于企业、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活力，那么，在这一次三中全会之后，如果能够使中国人将来具备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那么中国的政治、社会与今日比较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似乎也可以将此视之为人的活力为中国社会带来新一轮活力。

　　差不多在11届三中全会的那个时候，邓小平梦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是实现共同富裕。在他在世的时候，他的梦想实现了一半，现在这后一半，看来要由胡锦涛和温家宝来圆梦。

·作者是《联合早报》财经组执行级记者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