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一场有关岳飞的辩论中，辩着辩着，渐渐从国家认同的 问题转向文化认同，并且竟然牵涉到“华校生”这个极易让神经抽痛 的字眼。

　　有论者认为，随意轻侮忠义之士，不让我们的年轻一代接触中华 民族历代优秀人物的事迹，会让我们自己沦为失魂落魄的民族；也有 人说，他们那一代的华校生不能接受批评岳飞愚忠的论调；更有人接 着问，华校生读了几十年的岳飞，难道都愚忠了？

　　也许并不是论者的本意，但这样立论的结果，多少会让人产生“ 维护岳飞名誉”是所有华校生和热爱中华文化的人士责无旁贷的使命 。

　　我赶不上能自称是华校生的那个年代，但我对华校生有太多的敬 意，对中华文化更是热爱。不过，我们在多元文化的国家架构中谈岳 飞，要利用岳飞的故事向下一代灌输爱国意识，则跟中华文化，跟华 校生的关系都不大。

　　文化认同未必会和国家认同起冲突，甚至能够互相配合，但两者 显然不是一回事。我们今天突然提到岳飞，着眼点显然是在塑造国家 认同而非文化认同，因此似乎不应该在“中华文化”或者“华校生” 的框架下讨论问题，更不应该以为这是一场华校生与非华校生的辩论 ，或者以为两方的分歧在于爱护或轻视中华文化。

　　虽然我反对不理会岳飞故事的复杂性而纯粹把它当成一种政治宣 传，但我是赞成向学生介绍岳飞的，不是因为岳飞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人物，而是因为我们的课本中能增加学生的文史知识的部分实在太少 了。

　　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有人提议向学生介绍圣女贞德的事迹，我 也会举双手赞成。虽然这和中华文化一点关系也没有。

　　对了，还有那篇在从前的中文课本中读过而至今难忘的《最后一 课》，不知道在现在的课本中还见不见得到？文章同样与中华文化无 关，但也同样流露着激荡人心的爱国情操。

　　我最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在撰写有关岳飞的课文时，能有《最 后一课》如此的深度，而不只是像我们过去一提起岳飞的故事，就一 味忠臣孝子、昏君奸臣，那效果肯定会好很多。

(传自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