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逃兵”、“守将”的问题，举国上下突然对岳飞深感 兴趣。其实中国历史上像岳飞这样的悲剧性角色为数不少，岳飞之所 以能获得如此的待遇，除了那首“怒发冲冠”的《满江红》，大概就 和岳妈妈刺在他背上的那四个大字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是背上刻字仅是传说，同时经一些大学者如余嘉锡、夏承焘等 人的考证，《满江红》一词，可能是后人伪造的，而且时代大概不会 早于明中叶。原来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虽不能说是一场大骗局，但 总有些不尽不实之处。

　　另外，从今天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来说，岳飞也实在是一个大有 问题的人物。他忠是忠了，但他到底是忠于民族国家，还是只忠于皇 帝一人？他到底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民族英雄”，还是 一个愚忠愚孝的绝代蠢才？

　　已故宋史权威刘子健教授，三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关于岳飞的文章 ，借岳飞谈中国文化传统中这两种“忠”的矛盾。他斩钉截铁地说， 岳飞遇害，除了他和宋高宗、秦桧等人的矛盾之外，和宋代官僚和儒 学的忠君观念都有关系。岳飞入狱，没有一个文官肯替他说半句话， 有些地方官僚在他死后还想落井下石，对他全家赶尽杀绝，“充分暴 露了儒教国家的黑暗面”。

　　刘教授还说，儒家的整个体系，尤其是对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 姓，以及中间一大群官僚产生深远影响的“普及的儒家思想”里面， 忠是忠君，主要是对个人的忠，至于对国家民族大团体的忠，应该是 受忠君约束的。像岳飞这样的悲剧，对国家民族尽忠，不幸而被君主 处死，那也只能如此。一些大思想家如朱子的高层儒学理论，虽然能 够触及这两种不同的忠之间的矛盾，却始终无法突破，就以朱子的整 个思想来说，他对于忠，还是着重于“事君”。

　　换言之，在古代中国，岳飞之所以广泛为各个阶层的人所推崇， 主要是因为他忠心得很守本分。如果当初他胆敢违抗君命，很难想像 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能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不管我们赞不赞成刘教授的意见，通过他的文章，我们至少可以 认识到，在岳飞这个文化符号中，包含着多少有待厘清的问题。今天 我们要谈岳飞的忠，要用岳飞来教育下一代如何爱国，我们是否想过 ，首先我们就得面对一个问题：岳飞到底是忠于什么？如果我们继续 不理会这“忠”的背后种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那一切最终都将流 于表面，沦为毫无生命力的政治宣传。 (传自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