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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0-23)
既要读史也要独立深思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对爱国主义有不同要求。作者认为，爱国就 是爱人民，这是爱国主义的根本所在。在社会关系中，它要求对“民 族国家”的忠诚战胜“人伦的”、“地方的”和“血缘”的忠诚。 有人说岳飞的“忠”是愚忠，连效忠的对象都厘不清。 岳飞为南宋“老板”高宗赵构打工，却欲忠于其父兄，即被金人 掳去的（北宋）徽宗和钦宗，口口声声说要“踏破贺兰山缺”，“直 捣黄龙（金故都，今吉林农安），迎回二宗”，宋高宗偏安南方，把 杭州当做汴州（今开封），岳飞却“不识时务”地扫老板的兴致，说 啥“靖康（注：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次年掳获 徽宗赵佶、钦宗赵桓北去，北宋灭亡。）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 灭？”站在高宗的立场，如果迎回二宗的话，那么他自己还有得捞吗 、该不该做皇帝（或老板）呢？连金主都晓得问南宋来使：“不知归 后何处顿收？”意思是说，若迎回二宗，你们将如何安置一个是太上 皇和一个是前皇帝这两个人物呀？ 王昌伟传自美国波士顿，载于10月10日《早报·现在》的大作《 岳飞》问道：“岳飞到底是忠于什么？如果我们继续不理会这‘忠’ 的背后种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那一切最终都将流于表面，沦为毫 无生命力的政治宣传。” 据考证，岳母在岳飞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四字乃传说，非历史 。即使如是，岳爷要“报”的又是什么呢？岳飞的“国”和“君”观 念极为混淆。 对爱国主义要求不同 爱国主义可定义为人们对其民族与国家献身与忠义，千百年来形 成的一股内蕴的深厚情感意识。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对爱国主义要 求不同。 传统上爱国与忠君（不论是国王或皇帝）乃同义，混为一谈。这 也是岳飞发生悲剧的主因。王昌伟说，“从今天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 来看，岳飞也实在是一个大有问题的人物。他忠是忠了，但他到底是 忠于民族国家，还只是皇帝一人？他到底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思 想的‘民族英雄’，还是一个愚忠愚孝的绝代蠢才？”华社、文教界 ，华校生若继续“bo chap”（即福建话的坐视不理）而不“仗义执 言，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抑或本末倒置地乱乱来，实罪莫大焉兮 ！ 中国山西社会科学院的李路曲在《爱国主义内涵的变迁》指出， 在多数人的行为准则中，地方和血缘的忠诚强于对国家的忠诚，只有 在确保了自己家庭和本地的利益之后，才谈得上行使对国家的义务。 这是为什么君主登基之后都要大事进行血缘分封，而地方官员也要任 人唯亲，甚至封建割据盛行的主要原因。只是在面对异族入侵时，传 统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才能沏发出来。 具此特征的传统爱国主义在当时之合理性在于，在自然经济的基 础上，各地的经济联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能力都非常有限，因此 强权政治是统治者的基本手段。现代意义上，爱国主义则明确的把对 领袖的个人忠诚和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区分开来，只有 当领袖与全民的利益相一致时，当“他们”能够真正代表“国家”时 ，爱国主义才延及他们。 因此，爱国就是爱人民，这是爱国主义的根本所在。在社会关系 中，它要求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战胜“人伦的”、“地方的”和“ 血缘”的忠诚。 对岳飞的不同看法 10月12日的《商业时报》刊载李汉士的《盲忠弊国多于利国：一 个拥有太多岳飞与汉都亚的国度，不太可能繁荣昌盛甚或求存的》。 文中提出岳飞（与马来民族英雄汉都亚）皆非后世的良好楷模。虽然 岳飞驰骋沙场，身经百战，但盲忠昏君，受令于十二道金牌，回京被 害，辜负了天下老百姓。看法与李路曲与王昌伟雷同。 曾士生10月16日为文点出异议：“对岳飞的评价，应从其当年时 代背景与人文状况着手，而非单凭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观与新潮文化 即能妄加揣度。岳飞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皇帝有绝对的权力与朝廷腐 败的乱世……” 曾文写道，“在这漫漫黑暗岁月里，岳飞的忠义与勇气，恍如高 处烽火，照耀得更明亮了。岳飞以复我失士为己任，且深具绝对忠心 效国的情操。他的确是一员守将。” 李汉士同日在《商业时报》表示不敢苟同曾之看法（编按：译文 见本版）。但同意双方虽见解互异，认为只要是好质量的辩论，并能 从中造福各照，何乐而不为之？他据理力争，指曾士生立论乏基；一 面说不能“以今论古”论证岳飞，一面却标新立异，两次在文中为岳 爷套上出炉还不到两个月、时髦新潮的“守将”标签。 作者是本地商人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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