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粉中的海外华人

(2008-10-05)

　　多年前我刚进早报的时候，就从新闻运作里学习到一种思维规律：在获知一些重要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意外事件，或是有任何与食品、药品安全有关的新闻时，就要联想到是否也有新加坡人在现场受到影响、新加坡是否也有相关的食品和药品，然后负责本地新闻的同事就要进行相应的采访作业。这种操作守则几乎已经成为新闻室的DNA、新闻人下意识的反应。

　　新加坡是高度国际化的都市，国人出国方便、频繁，同时由于自然资源短缺，大部分的商品、物品依赖进口，新加坡人在得以便利地接触世界各地各种品牌食品的同时，也会因为外界的风吹草动而受到直接的影响。

　　还清楚地记得中国的毒奶粉事件爆发之时，大家为本地的超市没有三鹿奶粉而庆幸，但在中国公布本地也有销售的蒙牛、伊利产品同样含有三聚氰胺时，新闻室里的气氛陡然有点紧张。

　　这些年来，新加坡的商品市场里，“中国制造”增加的趋势非常明显，一方面是得益于新中两国贸易的蓬勃，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产品在世界持续拓展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从原料、生产到成品、销售的各个环节，都与世界经济体系相连，从而使国内的事情，无论是好还是坏，因为这种联系，可能成为影响广泛的事件，而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也会与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奥运的成功举行，显然让海外华人为中国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曾在博客上留言，盛赞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壮观。他说，“这场盛会象征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此刻回顾中国五千年历史成就不仅非常自然，也是必然的。那晚观看电视转播的每一个华人无不由衷生出一股文化自豪。”

　　自豪没有多久，随之而来的毒奶粉事件，却又令海外华人窘迫不已。

　　中国的毒奶粉事件，一些海外华人受到直接的影响。有华人是在所在国消费中国的产品，还有第一代中国移民，在海外生儿育女，但限于事业和生活打拼，不少将入籍外国的婴儿暂时送回中国，由祖父母辈帮忙照顾，一些就不幸成为毒奶粉的受害者。美国一位华人家长因此准备起诉其中一家在美国设有分公司的乳品企业。

　　有位在新加坡生活多年、与新加坡丈夫离异后回到中国的女作家，因为孩子这次查出肾结石，悲愤莫名，主动打电话给前夫，要把当年争得头破血流的孩子抚养权让给他，以让孩子有个安全的食品环境。她内心的挣扎和抉择，外人可以感同身受。

　　以往中国物资匮乏的时候，海外华人携带的外汇券，或是普通的家用电器、钟表等，都令国内的亲戚趋之若鹜。后来，中国物资丰富，海外华人反而为带什么礼物给中国亲友而头疼。但是，毒奶粉事件却暴露了中国“匮乏”的仍然很多，美国、新加坡等地都有华人选购奶粉递送回中国的现象。

　　从间接联系来说，中国毒奶粉事件令在海外的中国人和一些国家的华人“与有耻焉”。尤其在欧美国家，在不少人的眼中，海外华人与中国人的身份并无差别，通常被视为一个整体。在华人圈子之外，没什么人关注华人的政治背景、来源地、移民身份，也搞不太清楚华侨、华人、华裔的具体差别。无论海外华人的群体愿意与否，中国的事情总是很自然地与他们联系在一起。

　　中国食品安全的负面事件，令海外华人从事的产业链条的不同节点，比如做食品进口生意的、开超市的、甚至中餐馆都受到一些影响。这一点在新加坡可能表现没有那么显著。但是在欧美等国家，中餐、中国食品与中国人的联系非常直接，中餐馆的生意明显受到影响。意大利媒体就报道，意大利卫生部高级官员表示“应该对使用中国食品的餐馆特别注意”。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无论是荣耀还是羞耻，中国的事件与海外华人的命运仍然是息息相关——或者是直接的亲友关系，或者是间接被视为华人整体的利益联接，或者是与中国的文化和情感呼应，这是源自历史、内心和现实的联系。

　　在奥运与神舟这类有着伟大与光荣的盛事时，中国媒体总不忘报道海外华人的“骄傲与自豪”，来侧面印证“祖国”的进步与成就，但是对毒奶粉戕害这类卑劣与耻辱的事件，海外华人的不满与批评，却在中国的舆论中，成为被忽略的对象。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