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的力量

(2008-10-12)

　　毒奶粉事件，闹得人心惶惶。在一片谴责、讨伐与反思的声浪中，我却注意到香港新闻中的这些画面：一些母亲在假日依然紧紧抱着孩子在医院的铁栅前排队，脸上露出焦虑，等待铁栅拉起；医生向一位母亲说，孩子情况良好，该母亲明显松了一口气，却再三地向医生确认检验的结果；奶粉下架，一位妇女站在空空的架子前，茫然若失，并叹了一声，轻轻地向记者说：“该给孩子喝什么好呢……”

　　这些影像，让我为之动容。同时，脑海中也联想到许多与此有关的例子。不久前的四川地震，废墟中不也是有母亲在护着孩子，最后母丧子存吗？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厅的录影中，不也有老人家泣不成声地叙述母亲如何在被日本军人用剑刺伤后，鲜血直流，手中却紧抱着襁褓中的弟弟，继续喂奶吗？似乎，在中国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描述一场灾难面时，总喜欢注入甚至凸显母性的成份，以这种超越民族、语言、文化差异的人性本质，通过激起些许暖和与温馨，拉近看客与历史的距离。

　　有人或许会说，这不过是刻意的做作。但我认为，这却恰恰表现出中国人某种人生观与思维范式的惯性。古代中国虽以父权思想为核心，但母性所折射与体现出的道德力量，也为历史添加几许色彩，并使身为男性的名人更加“伟大”。

　　说到这里，突然想起近来翻阅的一本书，名为《见证中国》（该书目前只发行了英文版，名为China Witness – Voices from a silent generation）。这本书收录了作者薛欣然访问11位具有代表性的毛泽东时代“遗民”后所整理的访谈纪录。“后记”前的最后一篇，是与郑州一名女鞋匠的访谈。这名鞋匠，28年来，风雨不改地替人补鞋，并靠自己与修脚踏车的丈夫所赚来的钱，徒手养大子女二人。更令人敬佩的是，在不拿政府一分钱资助的情况下，她把儿子送到了西安交通大学念博士，还供小女儿上北京大学。鞋匠妈妈在书中说，她一家因在文革时被人陷害，打成了反革命，因此她虽名列前茅，却无缘完成大学梦。因此，她立志以一己之力量供孩子上大学，而且不让孩子拿政府一分钱的资助。

　　作家问她，既然已经圆了梦，是否已经满足？鞋匠妈妈只答了一句，“西安交大不如北大、清华，北大、清华又不如牛津、剑桥。”一个受文革迫害的女人，能够有这种骨气，也难怪作家会以她的访谈作为压卷的章节。

　　同样的母性力量，也适用于印度。当时，我在贫民窟教了一个月的书，对贫困问题发生了兴趣。某一天与该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聊起，她告诉我，在充斥传统宗教思想的印度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浓厚，因此，女生到了16岁，就差不多要嫁人，辍学率也就相当高。不过，由于“男主外，女主内”也是主流思想，“家政”大多由女性掌管。教育属于“内政”，因此女性对孩子是否受教育，也有一定的说话权。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的软性价值观与思维模式，其实由母亲与祖母们主导。因此，要改善社会运作，就应该从女性的观念开始，特别是身为人母与丈母娘的，更需要进行再教育。只看见“男尊女卑”而忽略女性在社会改造方面所具有的潜质，贫困问题将无法得到根源性的解决。

　　因此，听闻该组织在今年头成立了女性教育中心，令我非常兴奋。而联合国在上个月召开“千禧年发展目标”会议前夕，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海泽（Noeleen Heyzer）在《海峡时报》上所发表的《戴着“性别”之镜审视发展目标》（A hard look at goals with genderised lens）一文，也恰恰表明了，就算是在次发达国家中，女性与母性，也是社会进步不可忽视的力量泉源。至于女人是否能如毛泽东所言，顶着半边天，则有赖于政治上与国际组织所给予她们的关注、资源与支援。

　　（作者是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电邮vocalxiong@gmail.com）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