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介：巴金的大半生是人性格斗史

张曦娜 (2005-10-19)

　　对于四十岁以上的新加坡华校生而言，“巴金”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一直到八十年代，这位早年作品充满战斗力的作家，影响着一代代的华校生，尤其是他感情丰沛，情真意切而又充满激情的《家》《春》《秋》，曾经感动、激励过几代青年学子的心灵。

　　本地作家梁明广、周维介、尤今及蔡欣，受邀谈他们心目中的巴金，向老人致以最真诚的敬礼。

周维介

　　作家周维介听说巴金老人走了，他的感觉是平静的。周维介说：

　　十几年来，老人长期卧病在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尽管国家善意地把他护成一只珍贵的文学熊猫，他感觉到的却是每一天都痛苦。生命维持器让他撑过了百岁，他肯定不以为福。谢世对他，不过是等到了这一天，是与痛苦的永诀。对这样一位文学尊者的凋谢，人们的平静心情该含着无以名状的敬意。

　　我知道巴金的名，是小学时读姐姐初中一的华文课本，中华版的第一课，就是“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的《繁星》，还有当时觉得好美的《海上的日出》，读着书上的“作者生平”，才知道人间还有作家，就对他尊敬起来。

　　巴金带给我少年时的另一种新鲜感，是他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这玩意我至今仍半生不熟，但他把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的名字凑合成笔名，让那时的我颇感新意。以后读了他的《憩园》《家》《春》《秋》，感知到他的笔管，燃起了那时代无数青年对生命的热忱、对社会的反叛、对旧思维的挑战。

　　对中年以上的华校生而言，巴金是太熟悉的名字，他的小说含大量的勇气催生剂，容易吸收，也容易发酵。他握住了时代的共鸣腔，让青年读者一触撞，回响便停不住。在浪高峰尖的时代，五四到文革，巴金的大半生，就是人性格斗史。关于巴金的文学研究，以为然或不以为然，早已汗牛充栋，时间将沉淀若干感性的争论，文学史家必然会回到他所在的空间，给他一个适当的位置和评价。

　　八十年代初，我在港大写作论文，对占有一手资料有贪婪心，曾给巴老去信，求证他与几位文学研究会作家交往的情况。他回函简短，却像他漫长的一生，散发出对文学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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