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要过冥间生活，他们制作木乃伊时，内脏和大脑都要取出，惟独把心脏留下，因为他们坚信在过冥间生活之前，他们的心脏要被一个叫阿努比斯的神祗用天平称量，较轻的要被地狱之犬吞食，从此形神俱灭。

阿努比斯天平的另一端放着一根羽毛,象征着正义。

古埃及人对正义的理解,是最大限度地自律以保持诚实。别小看诚实的力量，它所引发的不信任可以杀人。

观点

道德败坏是孙致死的主要元凶。

诚实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道德修养的前提，无诚则无德、无信，“思成者，人之道也”。毫无疑问，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很多关键部门的公务人员都撒了谎。为事件向恶性的方向发展推波助澜，也为事后公正、公开、及时的调查处理设置了诸多障碍。很难相信经常存心说些恶意的谎言的人会为人民做什么好事，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在各自的岗位上一直工作着直至东床事发。

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当惨绝人寰的细节被重新呈现，孙的亲友惊呆了，所有不相干但有良知的人愤怒了。任何人都会相信，参与此事的人要么丧心病狂、要么与孙有深仇大恨。

很多人把孙的非正常死亡归咎于某些规章制度本身的缺陷，并且引发了空前广泛的人群对“遣送--收容”制度的反省。一时间，要求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为什么会这样呢？

先看看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

孙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被收容所收容转至收治医院死亡（民警）（工作人员）（护士、医生）不符合被收容条件

结论，遣送---收容制度的某些弊端，导致了不符合收容条件的孙被强制收容后非正常死亡。

当然，改革是符合潮流的，更何况这一制度本身确实存在着缺陷。姑且不讨论有 没有完美的制度，但就遣送--收容制度本身又有哪一条要求对被收容人员进行殴打、虐待和谋杀呢？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到对制度反省上的同时，却忽略了制定和执行制度的主体——人的因素。在人身上看似轻微的道德问题，不去重视，最终将导致严峻的法律问题出现。正如古人讲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否则，即使真有完美的制度存在，交到道德败坏之徒的手里它也会成为杀人的工具。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曾评论过广州收容站的一起被收容人员被殴打致死事件。广东省人大刚刚颁布了一个新的地方法规《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于是,这位记者在文章里非常乐观地认为，从2002年4月1日起广东省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了。结果孙事件发生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现在,这一制度被取消了,还会有记者保持这种乐观么?

往者已矣,逝者如风。孙志刚带走了什么并不重要，他除留下悲伤的故事供人讲述外，还有什么能让人忆起那个充满朝气、满怀希望、刚刚准备好社会生活的大学生呢？

满意！感谢！感谢！

现已无可考证孙的27个春秋中是否存心说过谎话，公元2003年3月18日，他肯定说了谎话，而且留在白纸上作了证据。这天，他在离开收容站前往医院时，明明白白地在《离站征询意见表》上写着“满意！感谢！感谢！”

孙是一个执拗的人，倔强中带些艺术家的气质。当他被民警问询的时候，他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当作城市流浪乞儿收容--这个无法接受的待遇。“反感”情绪不免流露,他的态度让某些公务人员认为是在不合作，用民族特色的词汇是顶嘴！顶嘴是要付出代价的!

之后的分秒之间，他经受了人性的彷徨和考验，最后关头，不得不由从学校教育中获知的坚决捍卫合法权利转变为妥协、退让和投降。很难说得清楚是什么直接迫使孙在最后无多的时日中撒了谎，也许是希望！

失倾的天平

任何社会处在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状态中，都好比大厦的基石彼此重叠却不交错咬合，稳定和牢固无从谈起。更何况没了诚信，道德滑坡就成了必然。

孙志刚之死不是第一件类似事件，在信息加速流动的情况下，被曝光的越来越多。那些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某些制度以不符合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下，人们对行为环境的高要求。广东省位于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政法干部的学历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原何孙志刚事件屡次发生?这充分说明社会急剧变革必将带来道德的阵痛!

而这只不过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下,整个社会道德问题现状的一个缩影。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的特定历史时期，无论从中国历史上，还是其他国家的历史来看，道德观问题都将成为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对国民道德建设贡献力量。

制度问题容易解决且见效明显，但人的问题不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孙志刚事件不发生在收容所也会发生在其他地方。说一句妄自菲薄的话,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令人担忧已成为伤及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问题。自揭伤疤总是人最不乐意做和最痛苦的事儿，可是如果事情已严重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并且如果说出来，能够唤醒全民族持之以恒的道德修为意识，一时之痛又有何惧呢？

从遵守交通规则这类社会规范，到为人公正、坚持职业操守；从诚实的公布非典病患的真实数字这类涉及民众安危的重要信息，到由己及人，用一颗道德心善待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就不怕罗刚事件的出现，就不用担心孙志刚事件地再发。当你身处华都，不再为同伴的乱闯红灯而焦虑不安；当你身居官位，不再为同僚的贪污腐败而痛心疾首，那是多么叫人痛快的幸福享受啊？

结尾

如果道德水平的提升是由一个人的死亡引起另一个人的死亡换来的，代价未免过于高昂和血腥。

教育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针对法律这一块儿,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先生说过:

“实际上，法律教育是我们邻居到法院打官司回来所谈的感受，是我们在街上遇到警察，警察对我们的和颜悦色或者恶声恶气，是我们看到国家最高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对法 律严格的遵循，是各级官员忠诚于宪法、像爱护眼睛一样维护宪法尊严的那种态度……”

其他领域的教育又何尝不应如此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律,及对他人的影响力量是不可估量！同时媒体的宣传,民间组织的有益尝试、强有力的道德谴责机制也是重要的补充!

我们有“世界闻名”的希望工程，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还用害怕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痼疾吗?我们不应该只作些无关痛痒的表面文章,痛下决心把公民道德建设，尤其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落到实处.不要让我们这一代和后世子孙过多的承担因为历史上的错误而造成的恶果,留下纯洁的天空和善意的笑脸.“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我们应抓住和平的大好时机，拣起道德功课，真真切切的作礼仪之邦的中华儿女。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