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常委高调献花意涵解读

杨锦麟(2008-10-09)

　　10月1日中国国庆节，中共中央九位常委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调献花的活动。擅长于捕捉政治新闻的香港《文汇报》在当天全版报道中，特别附加小标题，点明“类似的活动近年首次”。同一篇报道似乎很不经意地提到，从9月30日晚至10月1日升旗前，天安门广场首次不清场。

　　西方媒体甚少注意到这次高调献花活动，香港媒体的解读各异，大陆媒体多半是泛泛而谈，即使认为此举具有特别意义，也未能进一步探究其由。

一次不寻常的安排

　　文献资料显示，胡锦涛等九位常委上一次集体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是在2005年9月，当时是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中共当局首度正面肯定国民党政府当年在正面战场抗日的历史，成为新闻热点。此前，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并无国庆节献花的先例。

　　今年稍早时候，中国全国为汶川大地震罹难者鸣笛、降旗，举国致哀三天。国庆节高调向英烈先驱献花，同样前所未有，其中必有值得仔细揣摩的意涵。

　　新华社当日发表署名时评，借助引述民众话语，暗示每年都会举行类似的献花拜谒活动。一般预计，此举将成为执政党以及政府的惯例，或将成为国家典章制度的固定仪式。很多人未必注意到，在同一天，大陆各省市均有类似的烈士陵园献花升旗仪式，应可印证此举不是某位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而是自上而下的布置。因此，对此只是做一般意义的“政治秀”解读是不够的。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下午6时，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纪念碑奠基典礼。纪念碑于1958年正式落成。毛泽东题词，碑文也是毛泽东亲自起草，周恩来题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具有象征意义的主要标志。

　　天安门广场在中国近现代史、当代史上，有极为特殊的地位，是一百多年历史的见证，也是特殊的政治符号。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悲喜剧，都在广场上展示画卷：1919年“五四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其后五十多年历次重大阅兵活动；1966年文革初期毛泽东十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1976年人民自发组织反对“四人帮”、反对极左路线的“四五运动”；1989年“六四事件”。

　　可以这样说，1949年以来，几乎所有影响和改变历史发展轨迹的重大政治事件，都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次九常委高调献花活动之前的9月30日晚至10月1日升旗仪式之前，天安门广场不清场，尽管可能是个案，但被外界视为是一次不寻常的安排。

懂政治、讲政治的表现

　　广场文化往往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折射。对广场文化意涵的诠释，更多时候由官方意识形态部门掌握，而主流文化的表达和传播，往往左右人们理解的方向。

　　人们还发现，中国官方逐渐失去对天安门广场以及英雄纪念碑的符号诠释权。这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前后，似乎还不很明显，但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却越来越显得缺乏底气，甚至于略显苍白无力。具体表现在对广场管理的日趋严格，尤其在重大喜庆节日、重要政治活动和会议期间，广场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人民”属性，有明显的减弱。“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是外电经常使用的词汇。而事实上，亲身经历过的人们，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天安门广场更多展现的是自信与从容，开放且宽松，这一点从近十年来嘉年华会般的国庆氛围、花团锦簇的园林景观中，可以获得印证。不可否认的是，在广场上曾经发生的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往事，也使广场和纪念碑的“人民”属性被抵销。人民和广场之间的距离，无论远近疏亲，客观上也忠实反映出今天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中共中央九位常委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香港有评论将之理解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活动的正式起步。

　　这个起步的另一层意义是，大陆官方重新获得对天安门广场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政治符号的诠释权。一个不断宣示“以人为本，立党为公”，要彰显政治文明亮点的执政党，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顶礼膜拜，不仅是承前启后的宣示，也是现任领导集体“懂政治”、“讲政治”的表现。

　　选择在国庆日而不是清明节（大陆没有设置类似美国的退伍军人节，也没有台湾的春秋两季国殇日）缅怀先烈，意义远远大于行礼如仪本身，而进一步强调政权的承继性、合法性，既是对所有前辈先驱英魂的尊崇，也是藉此机会宣示现任领导集体不忘本，对执政党以及政权的人民性是一次温故知新。

　　也因为这样，笔者的上述关注和观察，既非刻意迎合，也非无的放矢。

作者是香港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