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鹰：中国农村的又一次革命

(2008-10-30)

　　来源：大公网

　　这场即将到来的农村大变革，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一定不亚于“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不但能够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有了更紧密的结合，而且也会使中国向土地市场化方向迈出非常坚实的一大步。

　　说来也巧，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当天，我接到了一封山西省昔阳县宣传部的邀请函。信中说，希望作为当年知识青年的我能在插队落户40年后的今天，重回故地，看看昔阳、看看名闻天下的大寨今天是个啥模样。插队的农村，曾是我们这辈人的“第二故乡”。接到这样的信，就如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一切伴着青青色彩的印象顿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些温饱不济的岁月、那些高高的大山和山上的雾霭、那些善良淳朴黑瘦的乡亲……所有这些都使我终身关注着中国农村的每个大大小小的变化。当然，也就包含着近日公布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将带来农村巨变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是一篇特大文章，其内容涉及到中国当前政治、经济、法治、文化、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自不待言。不过，依笔者管见，《决定》对旧有体制、模式、观念最具冲击力和“杀伤力”的恐怕就是首次正式提出的允许土地流转问题。更准确地说就是，在《决定》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和保证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允许农民“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这一核心内容恐怕只有字面上的含义，但是对七、八亿中国农民来说却是一声决定命运的响雷。而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未来发展来说，这个决策不但大胆有气魄，而且很可能带来意料不到的乾坤巨变！

　　在农村改革30年后，当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以允许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村新改革时，我们是否可称它为“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呢？笔者以为，尽管结论应产生于实践之后，但如果这次改革的构想能充分予以实现，那么仅从允许土地流转的深远意义来看，这场即将到来的农村大变革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一定不亚于“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不但能够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有了更紧密的结合，而且也会使中国向土地市场化方向迈出非常坚实的一大步。

　　提高农业规模化水平

　　具体来说，至少会直接产生这样一些良性效应。首先是使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大大提高，从而使中国的粮食安全、城乡农产品供应、农产品加工出口贸易等都会得到有效保障。上世纪50年代曾经有一句名言，即“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很显然，没有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也就无从谈起机械化，当然也就不会找到“根本出路”。

　　其二，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的社会化即市场化的有望实现。我们以往常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其实仅就其目前社会化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状况而论，中国还只称得上是“农民大国”。只有当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完全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之后，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农业大国”。

　　其三，在土地流转造成的农业产业化加速的趋势下，中国政府一直渴望的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产品优化与升级换代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从根本上说，农业产业化链条的形成与农产品的升级换代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其四，它会使中国农民向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转化的速度大大加快。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各种规模与形式的新型合作社、农场以及农工联合体的涌现，会使中国农民在无形之中逐渐转换为农业工人。同时，也使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权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经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逐步从城镇中的农民工转变为名副其实产业工人。有的还可能成为第三产业中的工商业者。

　　除了这些直接的良性效应之外，这次农村新一轮改革如若成功，它所产生的边际效应和辐射效应也不可小觑。这就是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而实实在在地扩大了国内需求，随着亿万农民身份的变化而大大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如果把这种边际效应和辐射效应放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黑色背景中，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就显得十分光鲜与明亮。凡此种种，我们有理由期待这次改革的成功。

　　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

　　然而，也正是对这次改革寄予了如此厚望，我们也就相应产生了许多担心。笔者把这些担忧一一铺陈开，希望见教于改革的决策者、设计者与实施者，但愿这是“多余的话”。

　　这些担忧均与这次农村改革的广度与深度有关，也与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十分复杂以及农民的基本素质有关。

　　第一个担忧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基本权利如何得到保障。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开发商与当地政府的联手，土地出让中的贱买贵卖现象极为严重。这次改革虽然划出了两道“红线”，即土地的用途和土地的所有性质不变，但在具体过程中能够遏止某些开发商侵占耕地另作它途的资本原始冲动吗？能够改变当地政府获得短期收益的利益冲动和立刻做出政绩的急切心态吗？地方支配的财政供养人口资金存在巨大缺口是一种“永远的痛”，它属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对这种制度缺陷，仅靠严威和“红线”划定就能够解决吗？

　　第二个担忧是，在土地实行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的过程中，农民在与农业企业、“新农场主”或新型合作社打交道时仍属弱势一方。谁去代表他们的利益，谁去维护他们的权利？是有名无实的村委会还是多年来一直习惯于暗箱操作的村官？

　　第三个担忧是，经过土地流转后会产生大批的隐形失业的农民。除少数人凭藉着农业技术和农业科学知识，可能成为新型的农业工人之外，绝大部分人将无业可从或举家进入城市和城镇。外来人口的骤增将会对城市就业造成新的巨大的压力。如何吸纳他们，恐怕又是一个无法回避又极具挑战性的社会管理难题。

　　需要一批杰出实践家

　　最后一个令人担忧的是“人”。这次农村改革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又将由什么“人”去实施和落实呢？勿庸讳言，中国是太缺乏真正熟悉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了，尤其缺乏一支既懂得“三农”又懂得市场经济的干部队伍。鉴于这次农村改革的内容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生产管理形式的改革，因此与上世纪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实现联产承包等农村变革运动截然不同，具有更强的政策性和运用政策的灵活性，所以对组织这场变革的“人”的素质要求就会更高更苛刻。他们不仅要真正懂得这次农村变革的方向意义和政策，而且会向数亿农民宣传阐释这些政策，同时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韧的事业心。对这些基本要求，那些久居“衙门”的国家公务员能够做到吗？我们真诚地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农村大变革中也能涌现一批杰出的实践家。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那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从事着前人未曾做过的改革伟业时，这句富于哲理的话依然具有鼓舞人的力量。

　　作者为资深传媒人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