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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一周年 从川震救灾看政府动员力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 从川震救灾看政府动员力
(2009-05-12)
● 韩咏红 北京特派员 今天是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祭。 一年前的这一天下午，8级地震将天府之国四川撕裂成灾难现场，生命、房舍、农田被吞噬，震感远及越南、泰国与台湾。震后统计，将近9万人遇难或失踪，7000人致残，500多万人无家可归。 大灾难往往也是一场大检验。地震测出了灾民坚韧不拔的求生意志，也检验出全体国民爱心的强度。其间，政府亦展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虽然震后更漫长的重建过程也显示，这个以官员为主体、政绩为追求的体制原有的缺点也未能完全被摆脱。 除了废墟、瓦砾、催人泪下的惨状，大地震更让人念念不忘的是救灾现场的浓浓情意，以及举国救灾献身热情。这份由下而上迸发出来的爱的力量，其强度不亚于地震。 2008年中国收到来自国内外慈善款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人民币，下同，约222亿新元），比2007年增加3.5倍，其中半数来自大陆地区居民个人的捐赠。官方社情调查亦显示，九成以上受访者都表示对灾区捐过款物。这还不算至今仍持续前往灾区参加志愿工作的民众所奉献的人力支援。 地震还展示了政府与公民社会互补、互强的难得景象。在举国救灾的协力行动中，非政府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资源，假如这次经验能够视为一种代表，它标志了社会摆脱国家对资源垄断过程的开始。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动员与组织力也得到验证与强化。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受访时指出，地震证明中国与西方国家一样，具有国家动员能力，差别在于西方国家动员仰赖的是民主机制，中国依靠的是党政组织。 他认为：“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这次地震验证出来的动员能力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会有长期影响。不能说一定是积极的影响，但肯定有影响。” 震后一年回望灾区，各地重建速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一样快速。四川政府数据显示，到今年5月初，将近80%的农村永久性住房重建任务完成。城镇住房任务完成约10%。 在都江堰、成都地区的农村里，农民利用城乡统筹改革实验的优惠政策拉动社会资金以投资于农村重建。像被当局当作样板展示的大观镇茶坪村，农民以宅基地入股，企业家出资联合开设“农家乐”连锁酒店，之后农户住在酒店一层，二层辟成客房。这既解决了重建的资金问题，农户也多了就业渠道。 值得肯定的是，政府对灾区的投资，主要都通过市场机制来转化成建设的力量，再间接转化成民众的经济利益。 据本报了解，震前青川县建筑工人一天收入50多元，在重建资金的推动下，如今达到100多元。 一些重建项目豪华？ 官方承诺，今年底95%以上的学生能在永久性校舍中上课。至今几个备受关注的倒塌学校，新校址都接近完工，如都江堰聚源中学、富新二小等，不久后即能交付使用。 然而，由政府主导，以富裕省市对口援建模式打造出来的重建成果，也引起铺张浪费、重建工作的优先顺序是否合理的疑问。例如聚源中学的新校舍足以与大学媲美；临街的房子修建得比其他房子漂亮；在民房重建样板区里，来访者或许一转身即看到破损的房子。 这些现象透露的信号是：灾后重建的背后恐仍脱不了政府彰显政绩、追求门面的惯性思维。 当灾区重建变成政府动员体制下的最大目标时，国家工作优先顺序的判断失误，也可能显露在重灾区与非重灾区的对比中：部分长期曝露在镁光灯下的重灾区居民，在多项补助下灾后经济条件可能比灾前更好，新城镇设计得美轮美奂；反之，那些没有受地震灾害的其他贫困地区，未必得到需要的照顾。 抗震救灾表现出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利弊，也一样反映在重建工程中。由于资源过度集中，一些重建项目颇豪华，但其他地方资源缺口又极突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受访时提到中央政府提倡的“以人为本”。只有以人为本，从灾民的角度思考，而不是从政府、政绩的角度思考，才能找到重建应有的优先顺序。 地震一周年，学校集中倒塌的责任追究与遇难学生家长的质疑难免再次出现。在四川政府坚持学校倒塌没有责任人的坚决态度下，相关讨论在国内媒体上完全消音，外媒采访受阻，有家长还被告知不得在孩子的忌日到学校集中哀悼。 政府对家属追问与媒体采访的限制，让外界更为不解，相关课题成了地震一周年的最大疑问。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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